海外網8月20日訊 英國雜志《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8月17日發表題為《悲觀中的泡沫》的文章。

全文（中）摘編如下：

克魯格曼和北京大學的邁克爾·佩蒂斯等一些著名的評論家批評中國的高投資率是導致經濟效率低的原因之一，這也沒有任何問題。投資的目的應該是擴大某個經濟體滿足消費者需求和出口市場的能力。但是克魯格曼說，在中國，很多投資都是徒勞的：投資只是單純地增加了中國經濟擴大自身規模的能力。

但是，投資過度並不一定是經濟不穩定的原因，這主要得益於中國的經濟體系是依賴被控制的存款者而建立起來。因為中國政府設定了存款利率上限，銀行就可以給存款人提供較低的存款利息，對貸款公司也征收較低的貸款利息——事實上，這就相當於向獨立的儲戶征稅，然后為國有企業提供津貼。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李一衡和其他幾位同著者在2012年發表的文章指出，在2001年至2011年，從家庭流向大型貸款公司的資金平均每年可達GDP的4%。大型公司將通過這種方式獲得津貼投向了一些無法獨立生存的項目之中。該文章的這幾位作者估計，中國的投資率應該在40%的左右，而不是48%。但是中國投資率居高不下可能還會持續下去，因為存款數額依然有增無減——而且鑒於中國對資金流動的控制，存款人除了把錢存到銀行之外，很少有其他選擇的余地。

很明顯，中國應該降低其投資率。但是克魯格曼和其他評論家表示，如果中國投資率降低，那麼將會導致中國經濟徹底崩盤。他們的擔憂讓我們想起了一個70年之前就被提出來的增長模式。這種增長模式是由羅伊·哈羅德和埃弗塞·多馬提出的，它認為隻有在經濟繁榮和蕭條的交替時期經濟才能保持平衡。

這種模式認為，投資在經濟發展中扮演著雙重角色。正如馬丁·沃爾夫在《金融時報》中所寫的那樣，投資既是“剩余生產能力的來源”，也是“需求的來源”。有時候，這兩種角色會起到完全相反的作用。如果增長緩慢，那麼經濟中就不要增加那麼多的生產力。這就意味著需要減少投資。但是，由於投資支出是需求的來源，投資減少就意味著需求降低，這將會進一步降低經濟增長速度。減少投資的本意是為了防止出現生產能力過剩，結果卻制造了更多生產能力過剩的情況。

但是，這種模式是如何適應中國的呢？中國擁有世界上最高的投資率，也擁有世界上最穩定的經濟增長率。這也許是因為，部分投資是政府精心安排的，目的是當其他需求來源不夠強勁時，這部分投資能夠鼓勵更多的資本支出。反之亦然。也許中國的國有企業和地方政府投資機構並沒有把資金投入到正確的渠道，但是至少他們在正確的時機利用這部分資金盤活了整體經濟。

的確，中國投資的低效率或許正是其不會導致巨大經濟動蕩的原因。李一衡與其他幾位合著人指出，目前中國要想保持現在的經濟增長速度，那就需要更高的投資率。以此類推，中國保持現在的投資率就意味著經濟增長逐步放緩。

悲觀人士擔心，經濟增速放緩就需要減少產能投資，這樣一來需求也會受到打擊。但是，如果經濟增長速度降低的原因是投資效率的降低，那麼即使經濟增速放緩，那麼它對投資的需求還是一樣的。確切的說，這實際上就是投資的回報率降低了。

那些批評中國高投資率的人不僅擔心由此產生的剩余生產能力，他們還擔心由此產生的巨額債務。整體來說，中國是一個節儉的國家：中國的存款率永遠都是高於投資率的。但是，存款人和投資人基本上不是同一個人。站在二者之間的是中國的金融體系，中國的金融體系將存款人手裡的大量資金轉移到了投資人手裡。來自高盛的數據顯示，去年中國公司的負債率已經攀升到了GDP的142%，而地方政府資助的投資機構的負債率達到了GDP的22.5%。盡管無法得到確切的數值，但是中國的壞賬數額大約相當於中國GDP的25%。

譯者：郝偉凡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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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郝偉凡、王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