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网9月23日讯 英国杂志《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9月14日发表题为《罢工中的超级大国》的文章。

全文（上）摘编如下：

在1940年某个酷热难耐的夏夜，华盛顿的美国人为如何处理欧洲大陆的战争展开了热火朝天的辩论。正在这时，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参议员克劳德·派帕尔接到了警方的电话，问他打算如何处理他的肖像。派帕尔有点摸不到头脑。经过了警察的一番解释之后，派帕尔才得知，一个真人大小、写有他的名字的假人被吊在了参议院门前的橡树上，后来又被汽车拖行到了国会山附近。对其肖像施以私刑的这群暴徒是由一些带着帽子、情绪愤怒的女性组成的，她们都是“孤立主义母亲运动”的成员。派帕尔之前曾号召年轻男子接受强制军事训练。显然，这是他的这一言论导致了这些妇女的极端行为。

在那个夏天，由数千名女性组成了抗议队伍不断在国会门外游行。她们一般穿着出席葬礼时穿的黑色衣服，对过往的国会议员尖声吼叫，并朝他们吐口水。因为这些妇女认为，国会议员们对战争的决策是打算杀死了她们的儿子。政客们也并没有表现出丝毫的冷静。长期对立的参议员们纷纷指责对方是“发战争横财的奸商”。众议院甚至还发生了肢体冲突，起因是一名众议员咆哮着指责另一位同事是“卖国贼”。即使是在德国军队横扫欧洲之时，来自俄亥俄州的共和党参议员领袖罗伯特·塔夫特仍然坚持宣称：富兰克林·罗斯福担任总统时期提出的大政府政策比纳粹主义还要危险。

这些场景可以帮助我们正确看待如今美国对于叙利亚问题的争论。美国并没有回到1940年：最近出版的两部历史著作生动地再现了1940年的情况。这两本书分别是琳尼·奥尔森编写的《那些愤怒的日子》（Those Angry Days）和苏珊·邓恩编写的《1940》。但是，我们依然能够听到1940年的强烈回音。建国先父们告诉美国人要警惕外国纠纷。从那之后，对于干涉海外事务的质疑声就此起彼伏，并在厌战时期达到高潮。所以，1940年标志着纯粹的孤立主义在现代社会达到顶点。到了今天，无论左派还是右派都出现了众多反对军事干涉别国事务的人士。他们之间形成了罕见的联盟，提醒人们不要忘记近期参战的惨痛经历。在塔夫特和那些愤怒的母亲所处的年代，也就是“美国最大”的时代，参战的痛苦回忆指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当时很多人认为，美国参战是是对美国信仰的背叛。伍德罗·威尔逊向美国人兜售参战的理由，宣称这是让世界走向“安全、民主”的神圣战争。但是，战后的欧洲又回归到了相互憎恨的状态，民族主义也再次盛行。正如美国前总统赫伯特·胡佛在1941年所言：“欧洲已经堕落到了地狱，从欧洲散发出的气息如今毒害了整个世界。”

来自农业大州的民粹主义者——比如北达科他州的参议员杰拉尔德·奈伊——说服了很多美国人，发动世界大战的目的就是让那些“死亡贩子”牟取巨大利益，这其中包括欧洲银行家以及军火制造商。这种言论为左派抨击2003年美国进军伊拉克埋下了伏笔。在孤立主义右派这一边，以查尔斯·林德伯格为代表的右翼人士敦促美国不要插手欧洲纠纷。林德伯格曾是一名飞行员，后来成为了一名极具煽动性的政客。尽管林德伯格因为自己的反犹太主义逐渐被边缘化，但是他在1939年发表的电台演说却吸引了全国的听众。他在电台广播中表示，美国应该硬起心肠，不要去管旧世界遭受的痛苦；美国应该像“拿着手术刀的外科医生”那样冷漠无情，只考虑本国利益就可以了。

在2013年，我们不难发现，美国人对待中东问题的论调与以前十分相似，认为外人无法干涉中东地区的事务，即便是出于好意。来自德克萨斯州的参议员泰德·克鲁兹是一个很会讨好民众的保守派人士。他表示，巴沙尔·阿萨德政权使用化学武器袭击平民“非常令人遗憾”。但是，叙利亚“正处于派系内战之中，这源自数个世纪的相互仇恨”；而美国并没有明确的盟友。9月9日，白宫门外爆发了抗议活动。叙利亚裔美国基督教徒高举着巴沙尔·阿萨德的画像，而站着他们旁边的白人抗议者则举着“美国军队不要踏进叙利亚”的横幅。南希·维尔德是白人抗议者中的一员，她认为叙利亚“内战的双方都是恐怖主义分子”。她支持小布什以及小布什发动的战争。但是看到了穆斯林世界的糟糕结果之后，她希望美国能够巩固自身安全并“保持低调”。

译者：郝伟凡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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