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網9月23日訊 英國雜志《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9月14日發表題為《罷工中的超級大國》的文章。

全文（上）摘編如下：

在1940年某個酷熱難耐的夏夜，華盛頓的美國人為如何處理歐洲大陸的戰爭展開了熱火朝天的辯論。正在這時，來自佛羅裡達州的參議員克勞德·派帕爾接到了警方的電話，問他打算如何處理他的肖像。派帕爾有點摸不到頭腦。經過了警察的一番解釋之后，派帕爾才得知，一個真人大小、寫有他的名字的假人被吊在了參議院門前的橡樹上，后來又被汽車拖行到了國會山附近。對其肖像施以私刑的這群暴徒是由一些帶著帽子、情緒憤怒的女性組成的，她們都是“孤立主義母親運動”的成員。派帕爾之前曾號召年輕男子接受強制軍事訓練。顯然，這是他的這一言論導致了這些婦女的極端行為。

在那個夏天，由數千名女性組成了抗議隊伍不斷在國會門外游行。她們一般穿著出席葬禮時穿的黑色衣服，對過往的國會議員尖聲吼叫，並朝他們吐口水。因為這些婦女認為，國會議員們對戰爭的決策是打算殺死了她們的兒子。政客們也並沒有表現出絲毫的冷靜。長期對立的參議員們紛紛指責對方是“發戰爭橫財的奸商”。眾議院甚至還發生了肢體沖突，起因是一名眾議員咆哮著指責另一位同事是“賣國賊”。即使是在德國軍隊橫掃歐洲之時，來自俄亥俄州的共和黨參議員領袖羅伯特·塔夫特仍然堅持宣稱：富蘭克林·羅斯福擔任總統時期提出的大政府政策比納粹主義還要危險。

這些場景可以幫助我們正確看待如今美國對於敘利亞問題的爭論。美國並沒有回到1940年：最近出版的兩部歷史著作生動地再現了1940年的情況。這兩本書分別是琳尼·奧爾森編寫的《那些憤怒的日子》（Those Angry Days）和蘇珊·鄧恩編寫的《1940》。但是，我們依然能夠聽到1940年的強烈回音。建國先父們告訴美國人要警惕外國糾紛。從那之后，對於干涉海外事務的質疑聲就此起彼伏，並在厭戰時期達到高潮。所以，1940年標志著純粹的孤立主義在現代社會達到頂點。到了今天，無論左派還是右派都出現了眾多反對軍事干涉別國事務的人士。他們之間形成了罕見的聯盟，提醒人們不要忘記近期參戰的慘痛經歷。在塔夫特和那些憤怒的母親所處的年代，也就是“美國最大”的時代，參戰的痛苦回憶指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當時很多人認為，美國參戰是是對美國信仰的背叛。伍德羅·威爾遜向美國人兜售參戰的理由，宣稱這是讓世界走向“安全、民主”的神聖戰爭。但是，戰后的歐洲又回歸到了相互憎恨的狀態，民族主義也再次盛行。正如美國前總統赫伯特·胡佛在1941年所言：“歐洲已經墮落到了地獄，從歐洲散發出的氣息如今毒害了整個世界。”

來自農業大州的民粹主義者——比如北達科他州的參議員杰拉爾德·奈伊——說服了很多美國人，發動世界大戰的目的就是讓那些“死亡販子”牟取巨大利益，這其中包括歐洲銀行家以及軍火制造商。這種言論為左派抨擊2003年美國進軍伊拉克埋下了伏筆。在孤立主義右派這一邊，以查爾斯·林德伯格為代表的右翼人士敦促美國不要插手歐洲糾紛。林德伯格曾是一名飛行員，后來成為了一名極具煽動性的政客。盡管林德伯格因為自己的反猶太主義逐漸被邊緣化，但是他在1939年發表的電台演說卻吸引了全國的聽眾。他在電台廣播中表示，美國應該硬起心腸，不要去管舊世界遭受的痛苦﹔美國應該像“拿著手術刀的外科醫生”那樣冷漠無情，隻考慮本國利益就可以了。

在2013年，我們不難發現，美國人對待中東問題的論調與以前十分相似，認為外人無法干涉中東地區的事務，即便是出於好意。來自德克薩斯州的參議員泰德·克魯茲是一個很會討好民眾的保守派人士。他表示，巴沙爾·阿薩德政權使用化學武器襲擊平民“非常令人遺憾”。但是，敘利亞“正處於派系內戰之中，這源自數個世紀的相互仇恨”﹔而美國並沒有明確的盟友。9月9日，白宮門外爆發了抗議活動。敘利亞裔美國基督教徒高舉著巴沙爾·阿薩德的畫像，而站著他們旁邊的白人抗議者則舉著“美國軍隊不要踏進敘利亞”的橫幅。南希·維爾德是白人抗議者中的一員，她認為敘利亞“內戰的雙方都是恐怖主義分子”。她支持小布什以及小布什發動的戰爭。但是看到了穆斯林世界的糟糕結果之后，她希望美國能夠鞏固自身安全並“保持低調”。

譯者：郝偉凡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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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郝偉凡、王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