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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
焦虑的投资者中，李红（化名）自觉处境尴尬。她是一家担保公司的员工，被要求把“非法所得”的提成退回去，可她的本金包括利息也都放在里面。在许多公司，工作人员及其家人都会把钱存进去，甚至有人在到期后，还添点钱凑成个整数，连利息续存。
自己的钱放进去取不出来，经她介绍存钱进去的亲友，也都血本无归。虽不像有些同事那样被亲友责备，可她还是很内疚，有时也很委屈：如果明知道会出事，她怎么会不告诉亲友？
“觉得谁倒了它都不会倒。”“众生源”公司投资人王梅（化名）曾对“众生源”充满信心。支持这种信心的，是公司及老板的实力：老板旗下的公司众多，其本人拥有“青联副主席”、“市十大杰出青年”等各种光环，旗下公司开业时，也有诸多领导参与。
这种心理并不鲜见。2014年3月份出现问题的河南中担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下称“中担”），实际控制人叫李东。至今还有投资者拿着李东与领导们的合影称：“要不是这样，我们会相信？”
李红描述了几年前担保、投资类公司的盛况：洛阳满大街都是担保公司的广告，一条街上许多公司都做这种业务。
在政策扶持和市场需求下，以“一对一、不摸钱、担保代偿”为特点的“郑州模式”被视为民间借贷领域的探索，也被洛阳复制。但是许多公司在经营中“变形”，从2011年起，河南省政府开始了借贷、担保行业的整顿和规范，明确提出担保公司不能吸收公众存款，曾经打擦边球的“郑州模式”也不再提。和担保公司经营模式类似的投资、商务咨询等公司也同时遭整顿。公开资料显示，洛阳也在对此不断地进行规范。
不过在受访时，不仅李红这样的从业者，包括许多投资者，依然用“郑州模式”来解读自己投资行为的合理性。从投资者的叙述，或转述业务员对他们的讲解，许多投资者对担保公司业务范围的理解，并不准确，“委托投资”、“融资性担保”等词语经常被误读。有个别投资者坦承，即使如此，也不想把钱“放在银行贬值”。
一家投资公司的工作人员小刘说，“正规经营”的投资、担保公司，还是能帮到中小企业的。从银行贷款周期长、麻烦，用担保公司的钱比较容易，“这是优点，也是风险所在。”
北青报记者看到了多家涉事公司的数十份合同，有些并不规范，有些合同虽是“郑州模式”的“三方协议”，借款人、出借人、担保人俱全，但据投资者介绍，款项并非是直接给借款方，而是给担保公司。业务员李红表示公司这么做是种“变通”：假如一家大公司要募集500万元资金，普通投资者几万、十几万的怎么办？
但对于众多的投资者而言，在资金使用几乎没有任何监管的情况下，这种操作模式已经埋下了诸多隐患。
比如“中担”公司的几份合同上，几笔数万元的都是借给同一自然人，可是他在不同合同上的身份证号码也不同。投资者事后发现，这位借了不少钱的借款人是一位普通的农民，没有什么经营项目。
问题并不局限于担保这种形式，王立（化名）通过熟人将钱放到“金隆汇通”时，先看了看公司负责人的身份证，这家于2013年注册于深圳的公司，老板也是洛阳人，“至少跑不了”。当时老板告诉王立，“资金只做‘过桥’，不会流到企业里。”和王立签署的合同上，也明确地写着“仅限于各大商业银行对其优质客户的各类保证金及托管银行行内短期金融业务，不得投资于其他任何实体项目或投资于任何企业。”
直到资金链出现问题，王立才知道，许多资金都流向了企业，其中有些项目真假难辨。他们这些焦虑的投资者，只能无奈地等待警方调查资金去向，或者去“认账”的借款企业要钱。
让许多投资者耿耿于怀的是，他们有时候被说成“理财客户”，有时候也被称为“集资群众”，说“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公司证件齐全，如果非法为何不早点查处。一位投资者点评政府监管：“不出事什么都好，一出事就是非法。”
有政府工作人员表示无奈，说公司超范围经营，不能怨审批。 投资人和公司都是私下进行，双方存本金和发放利息并非通过公司账户，监管部门监管困难。但类似的解释转述给投资者时经常会被反问，那么多公司做这类业务，政府会一点都不知道？而在此前洛阳及周边城市发生担保公司问题时，就有舆论认为，在民间借贷蔚然成风并发生走形时，政府“投鼠忌器”，缺乏管理。而具体管理中有无尽力去化解风险，只有当事人知道。
雪崩
公开资料显示，洛阳市相关部门不断出台文件，打击非法吸收民间资本的行为，要求稳妥、逐步地清退民间资本，然后退出这个行业。不过从被立案的公司来看，有些公司的业务并未停止。
肖飞（化名）是最近被立案的“洛阳军壮实业有限公司”的投资人。他在2014年之前签的合同，甲方是“河南军创投资担保有限公司”（下称“军创”），但后来续签时，变成了“洛阳军壮实业公司”（下称“军壮”），二者是“同一家公司”。 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显示，“军创”成立于2009年6月，而“军壮”成立于2013年12月，经营范围是“钢材、建材、机械设备的销售”等，实际控制人都是史增九。
有熟悉投资、担保行业的人士告诉北青报记者，开始了民间借贷再想退出来，并非易事。“除非特别有钱，能把客户的本金和利息都给还了。”他假设，开公司就是想盈利，老板不可能吸收资金后放置，然后向客户支付利息。借出去的款都在同一时期收回来也能全部退还客户，但这种情况并不现实。被问有没有试着减少业务时，他反问记者：“客户存款你敢不收？传出一点消息，就可能被挤兑。”
高息吸收民间资本，在洛阳一位熟悉此类公司运作的人士看来，是条“不归路”。该人士说，假如公司以1.5分的月息从民间吸收资金，加上自营成本，得以2分多甚至3分的月息贷出去才能盈利，但以近两年的经济形势，“哪个行业能有那么高的利润？”企业靠不断吸收民间资金来维持运行，但这种“拆东墙补西墙”的链条，只要其中一环出现问题就会“断链”。
从2011年起，洛阳就出现担保公司资金链断裂、公司倒闭的事件，但是从2013年下半年起这种情况的出现频率加快。经济形势持续低迷，投资到矿产和房地产公司的资金收不回来，是很多人分析洛阳民间借贷公司“雪崩”的主因。但在这场酝酿时间较长、经济链条不限于洛阳本地的“金融风暴”中，公司自身因素、借款企业遭抽贷、投资者挤兑的现象也都显现其间。很难准确说出，是哪只蝴蝶先扇动了翅膀。
“驰龙”担保公司资金链断裂，知情投资者说，是合伙人抽走资金引发。最初公司怕挤兑，还对外地分公司封锁消息，但当时还是引起了恐慌情绪。
2014年8月份出现问题的洛阳祥顺担保公司的一位业务员则记得，在2014年7月份，挤兑变得更为集中。一些公司出事让其他公司的客户也慌张，到期后都不愿意续存。
到12月份，“军壮”也出现问题，肖飞是资金到期后才知道的。公司知情人士说，危机早已埋下，早在九十月份，到公司取钱的客户就不少，有时候“几百万几百万地出去”，有些客户存款不到期，宁可损失利息也要取。
“当时老板说别报案，他去跟欠款企业打官司。”肖飞说，有些客户也同意转签到欠债公司。但现实没有给史增九机会，2015年第一个工作日，“军壮”以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立案。
肖飞加入了投资者群，在那里他们互称“难友”。有难友列出了一个不少于90个公司名字的单子，驰龙、中担、众生源……没有人知道，还会不会出现新的公司。
残局
如今洛阳市区的街上，已看不到李红记忆中投资、担保公司的繁盛景象，有些挂着牌照的公司也锁上门，从玻璃门看进去，还能看到里面物品贴的封条。而有些仍在运行中的公司，有的提出了互联网金融的概念，也有些市民开始谈论最新的“P2P”。
公开资料显示，从2007年的27家到2011年高峰时的142家，再到2014年11月中旬的90家，洛阳投资、担保公司的数量，近几年经历了倒“U”型变化。比担保公司注册门槛更低的投资类公司，数量也一度得到增加，于2012年初达到485家，然后减少至2014年11月中旬的289家。
随着资金链断裂的公司被立案，案情的披露程度和进展速度左右着投资者的情绪，“钱没了，钱到底怎么没了？”他们试图“督促”办案进展，许多人能想到的，就是上访表达诉求。有的办案人员也坦言压力大，不断出现的案件导致人手紧张，一些案件中的资产去向不明，能查到的也是不良资产。
涧西区的洛铜宾馆是专案组的办公地点之一。四、五、六层多个房间的门外，贴着案情通报、登记须知，有的一扇门上写着三四个公司的名字。
四楼一间房子门口，贴着“洛阳国信投资有限公司”领酒的地点和路线。这家公司老板计占军在上海开了家贸易公司做进口红酒，2013年底“国信”资金链断裂后，那些红酒用来抵债。几天前，曾在他上海公司工作过的员工听说“以酒抵债”的消息后，声音抬高了几度：“他还欠我们十几个人两个月的工资呢，要是抵债，不该是员工比债权人优先吗？”此前有员工在上海提起劳动仲裁，但是老板被抓，找不到人要钱。
在洛阳之外，周边的郑州、新乡、鹤壁、焦作等地也被视为“非法集资”活动的重灾区，而在河南之外的山东、四川、辽宁等地，也不断出现非法集资的案件。
目前的情形，让中央党校经济部主任韩宝江教授，想起了上世纪90年代发生在多地农村的农村信用社代办站的非法集资现象，后来许多代办站都被关闭。他觉得如今出现的情况仍然值得政府监管部门和投资者思考。
韩教授说，资金链没有地区属性，金融活动也早已渗透到民间，但金融监管并没有“一统到底”，在有些县或更基层甚至没设金融监管机构，应该建立多层次的监管体系，赋予基层监管机构更多的监管责任。随着金融业的发展，比如互联网金融的兴起，监管也应及时跟上。
（应受访者要求，部分人物身份做了处理）
责编：乔飞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