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网7月18日讯  英国杂志《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7月13日发表题为《市长爱财，用之有道》的文章。

全文摘编如下：

纽约市市长几乎在做任何事情时都不忘记向商业致敬。他的办公室就是按照一所交易大厅的“候补区”的样式设计的。从城市服务到长期计划，他在管理中用商业的方法来改进所有一切（例如，提供24小时公共服务热线）。他把纽约当作一家公司，把城市劳动者当作人才，把市民当作消费者，而很多纽约人也因此而爱戴他。

迈克尔·布隆伯格是一个很受欢迎的市长，同时也是一位成功的商人。但他并不是唯一一个把自己当作一个城市的CEO的市长。有越来越多的市长把他们的工作内容看作是促进商业友好环境和把自己的城市远销海外。休斯敦的市长安妮丝·帕克就以给企业提供了“礼宾服务”而自夸。旧金山市长李孟贤创立了一个科技商会来作为对传统商会的补充。波特兰市市长山姆·亚当斯计划着将自己城市的出口加倍。洛杉矶前任市长安东尼奥·维拉莱戈萨说，他任职期间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花更多的时间向拉丁美洲和亚洲推广自己的城市。

为什么现在的市长们成为了具有显著商业性的角色？布鲁斯·卡茨和詹妮弗·布拉德利在一本名为《大都会革命》的新书里解释说，共和党和民主党在意识形态上陷入死斗，这使华盛顿日渐瘫痪，这逼迫着市长们不得不开始解决一些实际的问题。布隆伯格说，各个城市正被迫“在很大程度上依靠自己来解决自己的经济问题。”“地方获选官员有责任做出实际行动，而不是争辩，有责任革新，而不是无休无止的争吵，有责任务实做事，而不是忙于党派之争。”

在华盛顿已经崩溃的情况下，市长们对美国来说确实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大都市革命是全球性的。世界各地的市长却都在忙于发布城市规划，穿梭于各种商人聚会之间。你们的专栏作家最近在圣彼得堡遇到了特拉维夫市市长胡尔代，他正忙于宣传自己城市医院的过人之处。在中国，市长们也是奔波于招商引资促进本地经济。诚然，市长像其他的地区政治家一样，运用公关宣传力量来盛赞其对地方商业增长的贡献，但大肆宣传的背后，实质的经济增长确实是不容否认的。

城市对全球经济命运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世界人口中生活在城市中的人口比例从1800年的3%增长到1900年的14%，而现今城市人口已经超过总人口的50%。在发展中国家，每五天有超过100万人迁移到城市，预计2050年，城市人口将占世界总人口的75%。城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总是不成比例。据智囊集团新美国基金会的帕拉格·可汉纳计算，40个城市的经济产量占了世界经济产出的三分之二，而他们的创新能力在世界中占据了更高的比例。来自费城联邦储备银行的杰拉尔德·卡利诺注意到城市人口越密集，创新就越多：每平方公里的从业人员数量每增长一倍，人均专利数就会平均上升20-30%。鉴于经济发展越来越依赖于知识，这样的巨大贡献势必会增长下去。

公司企业在经历了依附于郊区和市外办公区的漫长时间之后，再次发现了城市的魅力所在。Twitter即使在发展成为一个网络巨头之后仍旧选择了落户于旧金山。比起更加便宜的郊区，谷歌还是选择将办公楼房放在了伦敦的国王十字车站和曼哈顿的切尔西市场。著名的网上鞋店Zappos把自己的2000名员工从拉斯维加斯郊区搬到了位于市中心必经之路上的老市政厅。

这表明，企业越来越有信心可以掌握决定权。市长们不能再像在“市政社会主义”时代那样依赖于扩大就业来获得工作。企业可以用他们的退出相要挟从城市那里得到最好的买卖：李孟贤慷慨地给予了twitter税收减免的政策来说服它留在旧金山。像麦肯锡这样的咨询公司和像经济学人智库（《经济学人》的姊妹组织）这样的机构都针对最商业友好城市进行了排名，来帮助企业进行选择。

通向毁灭的自行车道

这股新的潮流存在着大量的问题。市长之间为了迎合企业而出现的竞争会使招商成本变的高昂。在中国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有不少于五个的国际机场，这给空中交通管制的带来巨大麻烦。市长们会成为这股潮流的奴隶：现在几乎人人都在为了努力吸引知识工作者而建造阁楼公寓和自行车道。认为在二十世纪末的那些使企业放弃城市阵地的种种问题——比如高成本，犯罪，拥堵等等——已经消失不见了是完全错误的想法。一个亲企业的市长如果支持一个迂腐的抨击企业的民粹主义者，那么什么也阻止不了这个市长被选民们赶下台。城市的抗议者们有可能会引发商业区的混乱，比如，发生在纽约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和发生在圣保罗和里约热内卢的示威游行。

但这新的趋势仍旧是受欢迎的。这些企业给死气沉沉或危在旦夕的城市再次带来了生机。市政府也以效率和客户为中心的名义丢弃了他们的一些陋习。在1892年，退休的英国伯明翰市市长约瑟夫· 张伯伦曾把城市的政府比作一个“合资或者合作的企业，其中的每个市民都是股东，而健康的改善、舒适度的增长和社区幸福感的增加就是股东享有的红利。”这对现今那些运营的最好的城市来说，无疑是一个很好的描述与展望。

译者：栾尚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