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网6月9日讯 《经济学人》发表题为《感同身受》的文章，评论中国医疗保险系统缺陷。

全文摘编如下：

去年2月27日，59岁的硬件推销员秦海沛在上海市某医院办理出院，在那里，他度过了肺癌晚期的最后治疗阶段。一位医生告诉秦先生的儿子秦玲，没有病人可以住院超过两周，而他的父亲竟呆了近三个月。第二天，秦玲写了一封表达不满的公开信给上海市市委书记俞正声，并把信发布到了互联网上。作为中国官方给出回应的新方式，上海政府在新浪微博上（一种类似Twitter的微博客服务）上发布了俞书记的回复。俞书记坦言，秦玲一家的确受到医疗保障系统缺陷的影响。“我不能保证所有的问题将被很快解决，”他说，“但我相信，大家都能明白你的痛苦。”第二天，秦海沛去世。据了解，他在生命的最后两个月被四家医院拒七次拒之门外。

秦海沛这种痛苦的经历并不罕见。新闻媒体经常报道医院将患者拒之门外，把它作为医保系统改革只进行了一半的最新证据。十年前的情况更加糟糕，因为没有个人或公共的医保来支付医疗费用，这种现象成为了常态。毛泽东时代实行免费医疗。就像80年代和90年代的中国大部分地区，注重收益，实行“自己自足”的计划经济。 2009年以后，政府意识到这种半市场化系统所造成的弊端，决定加快改革的步伐，让医疗保健变得更加方便惠民。现如今，超过95％的人口享受公共医疗保险。一旦住院，医保系统平均支付患者大约一半的费用。而另一半费用，根据2012年发表在医学期刊柳叶刀上的一项研究表明，将由病人自己承担。

从理论上讲，改革后的医保系统将会给重症患者提供更好的保障。但实际上，效果往往不尽如人意。患轻微疾病的患者往往因此获益，而医院为控制日渐上升的成本压力，不得不将重症患者拒之门外。因为政府拨给医院的医保金额是设有上限的。医院担心，如果超过这个上限，他们就要做出选择，要么由医院支付那些额外的金额，要么将像秦海沛这样的病人拒之门。

随着医保系统的覆盖面逐渐扩大和加深，政府用于全国医疗卫生方面的支出份额从2001年的16％激增到2011年的30％。患者则要直接承担超过三分之一的医疗费用。社会保险和商业保险填补其余的部分。在过去的十年间，全国医疗卫生支出总额增长了近五倍，预计2011年将达到2.4万亿人民币（合3850亿美元）。咨询公司麦肯锡预计，到2020年将达到1万亿美元，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7％。如果医保系统的资金投入持续增长，则会带来问题。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的初步评估表明，中国许多地方性国营的医疗保险基金将从2017年开始出现赤字。

就像在美国一样，低效和不必要的护理使得中国医用于医疗保健的支出越来越高。由于医院可以获得药品价格的15%的金额，这就不可避免地“鼓励”低薪医师处方更昂贵的药物。它和由政府为医疗服务买单的费制相结合，无关医疗需求，使得医生对患者进行不必要的检查和治疗。

医生的工资条

根据预算上限，医院财政承担高达40％的超额费用。2月份，一位北京的医生在网上发布了一条他从同事那里得到的消息，该同事被要求将每个病人的治疗成本控制在10500元（合 1700美元）以下。该消息说，如果医生超出了预算，那额外的费用会从自己的工资中扣除。像这样用严厉的措施来控制成本的现象十分普遍。据贵州省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医院管理者透露，在他的医院，每位患者的医疗费控制在4300元以内。如果病人在两周内没有康复，他说，“我们会利用一切必要的手段让他离开医院。”因此，患者既被用他们并不需要的药物和测试来过度治疗，又在患有严重病症的情况下得不到充分治疗。北京大学的顾昕说：“卫生部门制定了糟糕的游戏规则，因此，他们断送了比赛。”

地方政府强调禁止医院将患者拒之门外。一旦发现此类现象，医院将很有可能会被取消营业资格。不过一直没有报告显示有哪家医院被处以这种方式的惩罚。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的朱恒鹏说：“由于拥有强有力的垄断力量，国营的公立医院往往免受外部的检查和竞争。虽然政府鼓励私家医院设立门诊，但他们主要面向富人。大多数人还是要去公立医院。

与此同时，重症患者仍在继续煎熬。自从秦玲的父亲去世后，秦玲一直试图帮助癌症晚期的患者，让他们得到充分照顾。不过他说，他仍然常会碰到如何让重症患者入院治疗的困扰。

译者：王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