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國家大幅上調最低工資恐讓就業“很受傷”

海外網12月17日訊 英國雜志《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12月14日發表了題為《合理的標准》的文章。文章稱，政府不應該盲目地上調最低工資標准。另外，最低工資水平應該由技術專家制定，不應該由政客來確定。

全文摘編如下：

大西洋兩岸的政客越來越熱衷於這一理念：強制提高最低工資標准可以幫助低收入人群。奧巴馬想把美國聯邦最低工資標准提高40%，從原來的每小時7.25美元到每小時10美元﹔超過四分之三的美國人支持這一提議。德國是僅有的幾個未設定最低工資標准的富裕大國之一，但是即將執政的聯合政府剛剛就最低工資標准達成一致，從2015年起將最低工資水平設為每小時8.5歐元（合11.5美元）。英國在1999年引入了最低工資標准﹔如今，反對黨迫切希望引誘公司“自願”為員工提供更高的“生活工資”。

對於自由市場的支持者而言（其中包括《經濟學人》雜志），通過強勢性手段改變工資標准的方式暗藏著很多危險。在競爭激烈的市場，人為提高勞動力價格的政策會削減對勞動力的需求，低技術工人將會成為第一批失業者——這些人恰好是政府干預政策最想保護的群體。正因為如此，米爾頓·佛裡德曼（Milton Friedman）將最低工資標准稱為對低技術工人的某種歧視﹔也正因為如此，他認為用國家補貼的方式來提高低工資群體的收入是消除貧窮更加合理的方式。

質疑設立最低工資標准的好處依然是本刊的出發點。但是，隨著收入不平等加劇、工人勞動所得在國民收入中所佔份額下降，採取行動幫助低收入人群的理由似乎愈加充足。在財政緊縮時代，通過國家補貼來改善低收入者的境況變得更加困難，因為國庫中的資金還需要解決許多更加緊迫的問題。其他可選政策則缺乏吸引力，比如充公稅。

此外，適度的最低工資標准並不像新古典主義純粹主義者所說的那麼不受歡迎。與教科書中的勞動力市場不同，真正的勞動力市場並不能達到理想狀態下的競爭水平。由於希望跳槽的員工面臨著成本和風險，雇主或許可以設立低於市場平均水平的工資標准。如果最低工資標准並非高的離譜，那麼它就能提升工資水平，而且不會對就業率造成不良影響。

法國的教訓

經過驗証的証據能夠為這一理論提供支撐。在靈活的經濟體中，最低工資標准就算對就業產生了不良影響，這種影響也非常有限。美國的聯邦最低工資標准大約是收入中位數的38%，在發達國家中處於最低水平。一些研究發現，無論是聯邦最低工資標准還是各州最低工資標准都沒有對就業造成傷害，其他研究認為它們產生了微小的不良影響，但是沒有研究發現它們對就業造成了嚴重的傷害。英國的最低工資標准大約是收入中位數的47%，年輕人的最低工資標准比這還低，它們似乎也並未導致很多人失業。

但是，較高的最低工資標准似乎確實對就業造成了沖擊，尤其是在僵化的勞動力市場。在發達國家中，法國擁有最高的最低工資標准，成年人的最低工資標准超過了收入中位數的60%，年輕人的最低工資標准也高於一般水平很多。這就解釋了為何法國年輕人依然面臨著異常之高的失業率：在法國15歲至24歲的年輕人中，有26%處於失業狀態。

理論和實踐為那些考慮設定或改變最低工資標准的國家提供了兩項教訓。首先，必須保証最低工資標准確實很低——比如低於收入中位數的50%﹔此外，還要為生產力低下的人設定更低的標准，比如年輕人和長期失業的人。德國恐怕會違背這一原則。根據一項估計，德國新一屆執政聯盟提出的最低工資水平大約是收入中位數的62%。有六分之一的德國工人的收入低於這一標准，這就意味著一些人將會失去工作，尤其是在生產力低下的東部地區。同樣的，英國反對黨呼吁的“生活工資”比最低工資標准高出了20%，這也有可能會沖擊就業。盡管奧巴馬的提案提出大幅上調最低工資標准，但是其水平依然會在收入中位數的50%左右。

第二個教訓是，政客應該把設定最低工資標准的權力移交給技術專家。在英國，最低工資標准每年都會根據低收入委員會（Low Pay Commission）的經濟學家以及統計學家的建議進行調整﹔總體來說，最低工資標准在逐漸上升。在美國，聯邦最低工資標准由政客來決定，不定期進行調整，而且每次上調的幅度都很大。這對美國的工人和雇主來說都沒有好處。

最后，政府應該謹記最低工資標准只是權宜之計。政府關注的重點不應該是最低工資標准，而應該是低工資的根本原因——比如缺乏教育和技術——並為解決這些問題而努力。

譯者：郝偉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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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郝偉凡、王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