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動所得份額降低加劇社會不平等

海外網11月4日 英國雜志《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11月2日發表題為《不斷縮小的份額》的文章。

全文摘編如下：

如果把經濟產出的收益想象成一張餅，那麼這張餅可以被簡單地分為兩份：一份是工人掙得工資﹔另一份是資本所有者獲得的經濟回報，經濟回報的形式可以是紅利、租金，也可以是利息收益。截止到20世紀80年代早期，雙方佔有的份額一直很穩定，這種穩定性已經成為了一種經濟法則。現代宏觀經濟學的大多數理論普遍認為，這種份額比例將會一直維持下去。這種穩定性帶來了生產力與財富的聯系。如果工人在這張經濟大餅中一直得到同樣的份額，那麼提高工人的平均生產力——進而促進經濟增長——就應該為工人帶來更高的平均收入。

但是最近，勞動所得佔有的國民收入份額隻有在經濟學教科書中才保持著不變。在過去的30年裡，全球工人所佔有的國民收入份額都有所減少。在美國，工人的工資曾經佔據了GDP的大約70%﹔如今，根據歐洲經合組織的數據，這一比例已經下降到了64%。下降最為明顯的地區是那些平等社會，比如挪威（勞動所得佔有的份額已經從1980年的64%下降到了如今的55%）和瑞典（從1980年的74%下降到了如今的65%）。此外，勞動所得在國民收入佔有的份額在許多新興市場也出現了下降，尤其是在亞洲。

勞動所得所佔份額降低的規模和范圍令人震驚。這一事實帶來的后果非常嚴重。因為大多數資本都被富裕家庭所掌握，而資本所得佔據的國民收入份額越來越大，所以這將會進一步加大社會的不平等程度。在一些國家，高收入者的工資水平和其他人的工資水平的差距也在不斷擴大，這兩種現象將會相互作用。在美國，底層99%的工人所佔的國民收入比例已經從1980年之前的60%下降到了50%。如今，美國經濟增長緩慢。這就意味著，大多數工人在緩慢擴大的經濟大餅中所佔的份額越來越小。

從政治角度來看，這種情況極其危險，而且會帶來許多關於兩極分化的爭論。左翼人士把這一問題歸咎於有權有勢的公司以及軟弱的工會。右翼人士可能根本不會承認這一問題﹔即使承認這個問題，他們也會把問題歸咎於大政府和高稅收。

不過現在的事實是，很多國家都出現了勞動所得佔據的份額減少這種情況，而這些國家的工會規模和政府規模都不盡相同，所以左右兩翼的解釋均與事實不符。實際上，對各國勞動力市場趨勢進行的對比研究顯示，政客們給出的理由並不是真正原因。事實上，全球勞動力市場不斷擴大似乎是其中一個原因。創新——尤其是信息技術領域的創新——讓那些具備創新能力的工人的工資水平大幅提高，但是卻導致了其他人工資水平的下降。創新也讓勞動所得的整體份額減少，因為公司用越來越廉價的機器代替了那些低技術工人。一些經濟學家還強調，全球化所扮演的角色也加劇了這種情況。

這就明確指出了決策者應該從哪些方面來改變這種情況。決策者應該著重改善低收入工人和低技術工人未來的前景。此外，決策者還應該致力於擴大資本收入的覆蓋范圍。

政策制定者的目標是，改善工人的待遇，但不要削弱公司的能力。決策者應該把經濟增長作為首要目標，而不是把就業保障作為首要問題。更多的工作崗位就意味著一個更加強大的勞動力市場，這進而會增加勞動所得佔據的份額。這種理念在20世紀90年代就得到了印証，當時美國的失業率處於歷史最低水平。但是，即使經濟快速增長，一個與機器競爭的工人必然也會被淘汰出局。所以，決策者還應該推動教育和培訓：著重強調技術性學科的學習，比如數學或機械學﹔這就可以保証更多的工人不會被機器所取代，而是能夠設計或操作機器。

大眾資本主義的魅力

其他改革看上去或許與我們的直覺不符。削減公司稅就是其中的一個：如果在削減公司稅的同時能夠縮小資本所得稅率和勞動所得稅率的差距，那麼這將會帶來一個更加高效的體系來推動經濟增長，進而增加工作崗位。此外，政策制定者還應該考慮擴大資本所有者的范圍，這可以通過養老金改革來實現，也可以通過擴大私有化來實現。盡管看上去有些自相矛盾，但是要想解決勞動所得佔據的國民收入份額不斷減少這一問題，一個有效的辦法就是擴大普通工人持有資本的比例。

譯者：郝偉凡

(責編：郝偉凡、牛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