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網10月15日訊 英國雜志《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10月12日發表題為《鐵路和霸權主義》的文章。

全文摘編如下：

從歷史上來看，科技一直是世界各國打開國門最主要的推動力。在19世紀初，蒸汽機和制冷技術的普及、鐵路的擴建以及電信技術的發明推動了全球化。在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船運集裝箱的廣泛應用進一步推動了全球化。如今，網絡成了推進全球化最主要的力量，因為它可以讓信息和服務交換在瞬間實現。

但是，僅僅有科技還不夠﹔全球化還需要政治支持。1973年，查爾斯·金德爾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在其著作中指出了經濟霸主的重要性，因為經濟霸主扮演著最終進口國和世界貨幣體系投資人的雙重角色。從1805年前后到1914年，世界經濟霸主是英國。1846年，英國制定了《谷物法》，從而單方面地削減進口關稅﹔1860年，英國與法國簽署了自由貿易協定，這也在全世界范圍內引發了一系列削減關稅的有益政策。作為首個實行金本位制的國家，英國讓固定匯率體系成為可能，它為陷入赤字的國家提供資金，並吸收另一些國家的剩余資金。

1910年，英國記者諾曼·安吉爾（Norman Angell）在其著作《大幻覺》（The Great Illusion）中得出結論：歐洲各國之間的經濟依賴程度非常高，所以戰爭不會有任何好處。10年之后，第一次世界大戰也已經結束，約翰·梅內德·凱恩斯寫道：“人類歷史上一次非同尋常的經濟進步在1914年8月結束！那是一次非常令人矚目的飛躍……倫敦的居民可以一邊在床上喝早茶，一邊用電話來預訂地球上可以提供的各種產品。他想訂多少就可以訂多少，而且有理由期待自己預訂的產品提前到達家門口。”

凱恩斯擔心，帶有報復性質的《凡爾賽合約》會讓本來就遭受重創的全球經濟體系進一步走向分裂。凱恩斯的擔心是正確的。全球經濟體系在十年之后跌入了深淵。金德爾伯格寫道，這是因為“英國沒有能力再扮演穩定器的角色，美國也不能：每一個國家都轉而保護自己的國家利益，全世界的公共利益就被拋之腦后，進而又導致所有國家的一己私利也紛紛受損。”

1945年，美國披上了仁慈的經濟霸主的外衣。哈裡·杜魯門在1947年表示，“我們的外交政策、政治政策和經濟政策是不可分割的”﹔對國際和平和自由的追求“與第三個目標——重塑世界貿易體系——密切相關”。美國倡導成立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布雷頓森林體系，確立了固定匯率，從而結束了損人利己的貨幣貶值﹔美國還倡導簽署了《關稅及貿易總協定》，從而結束了貿易糾紛。

布雷頓森林體系的瓦解、兩次油價震動以及拉丁美洲的債務危機對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的全球化進行了嚴酷的考驗。因為擔心日本逐漸增長的經濟影響力，於是美國開始實行保護主義政策。自由貿易開始為管理貿易讓路。但是在1989年，柏林牆倒塌﹔隨后在1990年，日本經濟泡沫破裂。美國成為了“超級大國”﹔在美國的推動下，全球化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規模擴張開來。

如今，美國的霸主地位已經不復過去的輝煌。美國越來越不願與其他國家糾纏在一起，而是更加注重本國的經濟利益。2008年，美國決定撤出多哈貿易談判，原因是美國認為自己的犧牲沒有得到應有的回報﹔此外，美國國會拒絕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提供更多的資金。

其他國家也認為，美國的領導地位已經有所減弱。今年早些時候，皮尤研究中心對39個國家的公民進行了調查。調查顯示，其中23個國家的大多數調查對象認為，中國已經取代或者即將取代美國成為最主要的超級大國。但是，中國還沒有做好准備來接過經濟霸主的衣缽。

譯者：郝偉凡

(責編：郝偉凡、牛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