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網9月10日訊 英國雜志《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9月7日發表題為《快餐業的罪責》的文章。

全文摘編如下：

你會對一個有工作的青少年說什麼？答案是：“一個巨無霸漢堡、一份炸薯條、一杯可樂，謝謝。”這個玩笑至少顯示出當時的經濟形勢還比較美好。但是現在，這個問題或許得換成：“你會對一個打兩份工、沒有醫保的單身母親或單身父親說什麼？”

以前，在快餐店打工是青少年掙零花錢的一種手段﹔現在，情況已經發生了巨大變化。智囊機構經濟政策研究中心的專家約翰·施密特和詹妮爾·瓊斯表示，2010年至2012年，從事快餐業的員工中大約有50%年齡在23歲及以上。隻有30%的員工是青少年﹔另外還有1%年齡在65歲及以上。在所有非青少年之中，大約有85%擁有高中畢業証，大約有三分之一擁有某種高等教育學歷。其中許多人都承擔著繁榮的經濟責任﹔超過三分之一養育著至少一個孩子。

8月29日，也就是美國勞動節前不久，美國60個城市有超過1000家快餐店門外都爆發了抗議活動。抗議者要求，最低工資水平應該從之前的每小時7.25美元提高到每小時15美元。（這是聯邦政府規定的標准，某些州的最低工資水平還要更高一些。）去年11月，紐約爆發了“快餐前進”運動，有200名快餐店工人以罷工的方式要求提高工資水平。現在，“快餐前進”運動發展得非常迅速。

在2010年至2012年期間，大約有13%的快餐店員工隻能掙到最低水平的工資﹔另外的70%每小時的工資介於最低水平和每小時10.10美元之間。最低工資水平自從2009年之后就沒有再調整過。美國國會研究服務中心表示，扣除通貨膨脹因素，現在的最低工資水平還不到1968年最高值的四分之三。與平均工資水平相關的數據也出現了下降，這更加應該引起重視。在1968年，最低時薪水平大約是非農業私營領域平均時薪水平的54%﹔但是今年，這一數字下降到了36%。

美國服務業雇員國際工會主席瑪麗·凱·亨利認為，抗議事件標志著全國性運動的開始，“顯示出了美國公民之間越來越不平等，而這無疑是觸到美國的痛處”。美國服務業雇員國際工會的宗旨就是協調收入不平等的問題。瑪麗還補充說，抗議者贏得了政界、宗教界以及許多低收入工人的支持。

在私營領域工作的工人中，如今隻有7%的人沒有加入工會﹔而在1973年，這一比例高達25%。美國服務業雇員國際工會指出，組織低收入行業的員工（比如看管人、保安等）進行抗議曾經獲得過一些成功。工會領袖號召公司要著眼於提高工資水平之后所帶來的好處，比如減少人員流動。

到目前為止，幾乎還沒有人試著組織快餐店工人進行大規模抗議活動，因為所有快餐店員工都不打算長期從事這一職業。舒密特表示，但是現在這種情況已經發生了改變，這就暗示著“對於低收入人群來說，情況已經變得越來越糟糕了。”

但是，僅僅通過揮舞標語牌抗議示威並不能顯著提高工資水平。盡管失業率已經從2009年的最高值10%降低到了現在的7.4%，但是仍有很多失業的美國人或許會接受罷工者不願再從事的快餐店工作。而且，一旦勞動力成本上升，那麼公司很有可能會進行裁員。由各個公司資助的就業政策研究所提醒說，“未來，快餐店員工有可能會被機器人取代。”

連鎖快餐店指出，顧客對價格非常敏感，而且工資水平是由特許經營權所有人制定的。他們表示，入門級工作只是第一個階段，許多管理者都是從最底層起步的。全國餐館協會對抗議者嗤之以鼻。該協會認為，“大多數抗議者並不是快餐店員工”，他們把那些隻想正常上班、回家的員工強行拉到了抗議隊伍。

1994年，喬納森·蘭格曾經幫助組織了巴爾的摩工人運動。這場抗議活動非常成功。最后，巴爾的摩市政府的承包商不得不向工人支付第一筆所謂的“生活工資”（這筆錢足夠一個四口之家的基本花銷）。蘭格認為，“快餐店的員工們要想獲得成功將會非常困難。”但是他又補充說，“如果他們能夠先讓一家快餐公司改變工資標准，那將會帶來很大幫助。”蘭格預測說，員工們的突破口很可能會是一家小型連鎖快餐店，不太可能是超大型快餐店。

譯者：郝偉凡

(責編：郝偉凡、牛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