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網8月5日訊 美國《名利場》（VANITY FAIR）2013年7月刊發表題為《瓦薩爾解壓》的文章。

全文摘譯如下（續上）：

代表女性

麥卡錫的傳記（《麥卡錫的生活》）的作者說，這種想法是在1951年被明確提出來的。當時麥卡錫在申請約翰·西蒙·古根海姆紀念基金會的同意。她想寫這樣一個故事“一對新婚夫婦急需拜托窘迫的生活狀況，他們樂觀的相信各種科學技術，工程學，農村電力化，艾加波，技術統治論，心理分析學，這些都是反面角色和受害者的思想。”這是一部概念小說，隻構想出了少許情節：人們都被資本家給騙了。雖然后來基金會拒絕了麥卡錫，但她還是不放棄並開始了創作。

1959年，也就是“多蒂做誠實的自己”發表后的5年，麥卡錫再次向古根海姆基金會發出了申請，這次她形容這本書為“描寫了19世紀三，四十年代年輕人對歷史發展的信仰，主要刻畫的事1933年畢業的大學女生的行為和思想。這是一種瘋狂的陳詞濫調。但這本書並不是一個玩笑或者諷刺文學，而是當時的‘真實歷史’……”

這種概念被簡化與精煉。某種意義上說，這是1951年麥卡錫為假期雜志些的非小說性散文的精華。就想她說的“在不同的時代不同的人物，瓦薩學院都能代表現在的女性：人道主義，無神論，共產主義，小短裙，煙草，精神病，女權主義，自由戀愛和主智論。瓦薩女孩是美國杰出的大學女生，她們具有旗幟性的代表性。”這就是麥卡錫寫《群體》的目的。她的編輯，赫考特·布雷斯·喬瓦諾維奇出版社的威廉·喬瓦諾維奇則認為這本書“少有的描寫女性但不僅僅代表女性的書。”古根海姆基金會的陪審團一定也是這麼想的，所以這次他們同意授權了。

麥卡錫決定把多蒂描寫的更加飽滿。《群體》不是玩笑，雖然看上去諷刺但並非諷刺文學。八個麥卡錫的同學，如果算上諾琳那就有九個，一個在群體之外並且嫉妒群體的人，確實能代表當時的歷史。多蒂提供了人們對三十年代人們性愛的窺視，和當時對偽娘的看法。利比文學想當編輯，卻被代理商給耍了了，那時波利的愛情揭示了那個時期人們對精神病的看法。

凱則是永遠在前進的女人，代表著只是現代主義，但她卻被自己花心的丈夫哈羅德·皮特森欺騙了（皮特森的原型是麥卡錫的第一任丈夫哈羅德·喬斯魯德）。雌雄同體的海倫娜寫班級實時通訊錄，肥胖的波姬總是和她的管家哈頓一起出現。她們中的女王雷姬——埃莉諾·伊斯雷克，來自伊利諾斯的森林湖，是一個在歐洲學習藝術的冷漠的唯美主義者，她在電影和小說中佔據了大多的篇幅。影評家寶林·卡爾在1966年對盧梅的電影分析把高中寫到，“等待雷姬的再次出現就像等待戈多一樣。”一切等待都是值得的，雷姬是由年輕傲慢的甘蒂絲·柏根扮演的。知道雷姬從歐洲回來再次出現在大家面前時，大家才知道她是同性戀。

要寫出這本書需要做很多事。1959年晚些時候，就是麥卡錫獲得古根海姆授權的這一年，麥卡錫遇到了他的第四人丈夫也是最后一任丈夫，外交官詹姆斯·韋斯特。麥卡錫離開了她的第三任丈夫鮑登·布羅德沃特，而韋斯特離開了自己的第二任妻子瑪格麗特。韋斯特調到了巴黎，夫婦在哪裡買了一個很大的房子，麥卡錫接受了額外的寫作任務來付房子裝修的錢。

這讓喬瓦諾維奇的人很為難，他們前期投入了巨大的資金並且想在印刷后很快的收到回報。此外，在1963年的早期，就是她應該完成她四月份的最后的手稿，麥卡錫話費了大量的精力來反抗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一個關於親眼所見的阿道夫·艾希曼的審訊報道。他完全可以代表大屠殺機器的官僚，就像這篇報道最著名的話“平庸的惡”。這本書在《紐約客》上連載，並引起了巨大的爭議，作者是麥卡錫的深愛並志同道合的朋友，政治理論家漢娜·阿倫特。

在他們搬去巴黎和艾希曼事件爆發之前，麥卡錫意識到她不能駕馭《群體》所描寫的時間框架，從羅斯福的三十年代到艾森豪威爾的五十年代。1960年她告訴《巴黎評論》說“這些女孩本質上來說都是喜劇人物，很難去讓她們發生點什麼”。就像收到了神諭的指示，這些喜劇角色是不能學習和成長的。就算把時間框架剪到了7年，她還是不能使其圓滿。“我失去了所有的希望”麥卡錫對阿倫特說“現在主要的事就是在喬瓦諾維奇設定的圈子中寫下負擔並前進。”當麥卡錫發現自己將要成為最暢銷的作家時，她確實是，她寫到“為這本書創造的令人興奮的事感到激動。”麥卡錫是否使這些女孩的命運超出了事實隻能由評論家們去斷定了。

作者：勞拉·雅各布斯

譯者：何方晴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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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郝偉凡、王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