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網7月18日訊  英國雜志《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7月13日發表題為《市長愛財，用之有道》的文章。

全文摘編如下：

紐約市市長幾乎在做任何事情時都不忘記向商業致敬。他的辦公室就是按照一所交易大廳的“候補區”的樣式設計的。從城市服務到長期計劃，他在管理中用商業的方法來改進所有一切（例如，提供24小時公共服務熱線）。他把紐約當作一家公司，把城市勞動者當作人才，把市民當作消費者，而很多紐約人也因此而愛戴他。

邁克爾·布隆伯格是一個很受歡迎的市長，同時也是一位成功的商人。但他並不是唯一一個把自己當作一個城市的CEO的市長。有越來越多的市長把他們的工作內容看作是促進商業友好環境和把自己的城市遠銷海外。休斯敦的市長安妮絲·帕克就以給企業提供了“禮賓服務”而自夸。舊金山市長李孟賢創立了一個科技商會來作為對傳統商會的補充。波特蘭市市長山姆·亞當斯計劃著將自己城市的出口加倍。洛杉磯前任市長安東尼奧·維拉萊戈薩說，他任職期間最大的遺憾就是沒有花更多的時間向拉丁美洲和亞洲推廣自己的城市。

為什麼現在的市長們成為了具有顯著商業性的角色？布魯斯·卡茨和詹妮弗·布拉德利在一本名為《大都會革命》的新書裡解釋說，共和黨和民主黨在意識形態上陷入死斗，這使華盛頓日漸癱瘓，這逼迫著市長們不得不開始解決一些實際的問題。布隆伯格說，各個城市正被迫“在很大程度上依靠自己來解決自己的經濟問題。”“地方獲選官員有責任做出實際行動，而不是爭辯，有責任革新，而不是無休無止的爭吵，有責任務實做事，而不是忙於黨派之爭。”

在華盛頓已經崩潰的情況下，市長們對美國來說確實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但是大都市革命是全球性的。世界各地的市長卻都在忙於發布城市規劃，穿梭於各種商人聚會之間。你們的專欄作家最近在聖彼得堡遇到了特拉維夫市市長胡爾代，他正忙於宣傳自己城市醫院的過人之處。在中國，市長們也是奔波於招商引資促進本地經濟。誠然，市長像其他的地區政治家一樣，運用公關宣傳力量來盛贊其對地方商業增長的貢獻，但大肆宣傳的背后，實質的經濟增長確實是不容否認的。

城市對全球經濟命運的作用越來越重要。世界人口中生活在城市中的人口比例從1800年的3%增長到1900年的14%，而現今城市人口已經超過總人口的50%。在發展中國家，每五天有超過100萬人遷移到城市，預計2050年，城市人口將佔世界總人口的75%。城市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總是不成比例。據智囊集團新美國基金會的帕拉格·可漢納計算，40個城市的經濟產量佔了世界經濟產出的三分之二，而他們的創新能力在世界中佔據了更高的比例。來自費城聯邦儲備銀行的杰拉爾德·卡利諾注意到城市人口越密集，創新就越多：每平方公裡的從業人員數量每增長一倍，人均專利數就會平均上升20-30%。鑒於經濟發展越來越依賴於知識，這樣的巨大貢獻勢必會增長下去。

公司企業在經歷了依附於郊區和市外辦公區的漫長時間之后，再次發現了城市的魅力所在。Twitter即使在發展成為一個網絡巨頭之后仍舊選擇了落戶於舊金山。比起更加便宜的郊區，谷歌還是選擇將辦公樓房放在了倫敦的國王十字車站和曼哈頓的切爾西市場。著名的網上鞋店Zappos把自己的2000名員工從拉斯維加斯郊區搬到了位於市中心必經之路上的老市政廳。

這表明，企業越來越有信心可以掌握決定權。市長們不能再像在“市政社會主義”時代那樣依賴於擴大就業來獲得工作。企業可以用他們的退出相要挾從城市那裡得到最好的買賣：李孟賢慷慨地給予了twitter稅收減免的政策來說服它留在舊金山。像麥肯錫這樣的咨詢公司和像經濟學人智庫（《經濟學人》的姊妹組織）這樣的機構都針對最商業友好城市進行了排名，來幫助企業進行選擇。

通向毀滅的自行車道

這股新的潮流存在著大量的問題。市長之間為了迎合企業而出現的競爭會使招商成本變的高昂。在中國的珠江三角洲地區有不少於五個的國際機場，這給空中交通管制的帶來巨大麻煩。市長們會成為這股潮流的奴隸：現在幾乎人人都在為了努力吸引知識工作者而建造閣樓公寓和自行車道。認為在二十世紀末的那些使企業放棄城市陣地的種種問題——比如高成本，犯罪，擁堵等等——已經消失不見了是完全錯誤的想法。一個親企業的市長如果支持一個迂腐的抨擊企業的民粹主義者，那麼什麼也阻止不了這個市長被選民們趕下台。城市的抗議者們有可能會引發商業區的混亂，比如，發生在紐約的佔領華爾街運動和發生在聖保羅和裡約熱內盧的示威游行。

但這新的趨勢仍舊是受歡迎的。這些企業給死氣沉沉或危在旦夕的城市再次帶來了生機。市政府也以效率和客戶為中心的名義丟棄了他們的一些陋習。在1892年，退休的英國伯明翰市市長約瑟夫· 張伯倫曾把城市的政府比作一個“合資或者合作的企業，其中的每個市民都是股東，而健康的改善、舒適度的增長和社區幸福感的增加就是股東享有的紅利。”這對現今那些運營的最好的城市來說，無疑是一個很好的描述與展望。

譯者：欒尚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