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網5月8日電 《經濟學人》日前發表名為《同性戀者的戰爭》一文，本網編譯如下：

它看起來可能只是一次不愉快的巧合。同性戀權利在西方——法國和新西蘭最近承認同性婚姻的合法性。同性戀恐懼症在其他地方日漸上升。這些看似矛盾的趨勢很有可能是相關的。美國保守的基督教徒討伐隊感到十分驚訝，他們決定在國外展開抗爭。

在不尋常的情況下，由外國人侵權規約帶來的，美國馬薩諸塞州的一名法官正在思索一項由烏干達性少數派（SMUG），一個同性戀權利組織對斯科特•萊弗利，一位傳教士，同時也是“粉紅色的萬字旗”（認為同性戀為納粹主義助長了氣焰）的共同執筆者提出的索賠。萊弗利在2009年訪問了烏干達，會見了政治家，出現在電視台上，聲稱歡迎年輕人加入同性戀。

不久之后，一位烏干達議員提出加強對同性戀行為懲罰力度的議會法案，其中包括嚴厲的刑罰：它規定對情節惡劣的同性戀者判處死刑。在反同性戀刻薄的標語大爆發中，如“絞死他們，他們教壞了我們的孩子”的標語。一個同性戀活動家被謀殺。烏干達性少數派（SMUG）宣稱，這一次同以前一樣，萊弗利想要密謀迫害烏干達同性戀者。而萊弗利反駁說：“他所倡導的治療和預防，而不是嚴厲的懲罰。”

這個情節是廣泛運動中的一部分。其他傳教士，如在堪薩斯州的一個大教會裡的牧師婁恩格爾，作為一個原教旨主義者，他也到過烏干達。一個新的紀錄片：“神愛烏干達”，描繪了游客，居民傳教士和美國訓練有素的烏干達祭司之間的相互協作。作為美國司法中心（ACLJ）的分支機構，一個由電視福音布道者帕特•羅伯遜在肯尼亞和津巴布韋創辦的組織，表示拒絕修改其憲法，對同性戀表示友好。（美國司法中心（ACLJ）堅持其“不出口議程”）

在非洲，活動家採用反殖民主義的語言來描繪同性戀權利，甚至是同性戀本身，如西方強加的那樣。反對者反駁道：“對同性戀進行定罪本身在很大程度上帝國遺存下來的。”但修辭和策略是可變通的。美國人十分高興，必要時，與志同道合的羅馬天主教和看在極端主義的新教徒的面子上，勉強算是基督教徒的東正教信徒合作。強硬派伊斯蘭組織也是默契的盟友。

在前蘇聯，同性戀合法化的曙光在望，重點在於阻止其“蔓延”。而在這裡，總部設在華盛頓的游說團全球平等理事會的朱莉•多夫說：“美國的努力縱容了偏見和反同性戀的法律。”

在烏克蘭議會上，兩個法案舉步維艱。例如，將對同性戀“宣傳”（俄羅斯的國家杜馬正在籌備一個類似的議案）進行定罪。可以肯定的是，土著居民對同性戀的敵意（有時是暴力的）比比皆是。不過，一位退休的牧師吉姆•馬爾卡希，現在幫助烏克蘭的同性戀他認為，反同性戀游說團體的資源和多媒體技術預示著美國的介入。

將同性戀比喻成吸毒的使美國心理學家保羅•卡梅倫和萊弗利一起，在東歐巡游。摩爾多瓦的同性戀活動家說：“在最近的反歧視法律中，這些影響幫助減少了“性”話題的凸出。”在拉脫維亞，萊弗利先生同一個教派交往密切，它的成員破壞了同性戀游行。

第三條戰線是加勒比地區和中美洲。迦勒•奧羅斯科，伯利茲的同性戀全力組織UNIBAM成員，在法庭上爭論，稱對同性性行為進行定罪違反憲法。南方貧困法律中心的海蒂•拜爾裡奇（Heidi Beirich）說，美國民權的看門狗，教會聯合抵制自由聯盟（ADF），另一個美國機構，支持的行動。（自由聯盟（ADF），和恩格爾議員一樣，均不對此事發表評論。）伯利茲最突出的反同性戀的神職人員是美國人。它的教會隸屬於亞利桑那州的一個部門，其領導人已敦促信徒讓停尸房的尸體起死回生。奧羅斯科先生受到威脅，並被用瓶子攻擊。

間接損害

美國原教旨主義者把他們自己看作是衛冕聖經的價值觀和墮落的遏制者。在國外，他們支持的政策往往比在國內擁護的更為極端（雖然萊弗利希望也在美國重新給通奸，私通和同性戀定罪”，，盡管是輕罪）。一些人想迎來全球性的政教合一。

在美國，這種思想的倡導者很有可能被駁回，並且被當做怪人和偏執狂。對他們來說，他們認為自己的國家在道義上迷失了。但在他們的國外旅行中，人們都禮貌地聆聽他們的想法，對議會發表演說，並出現在主流電視台上。

這種招待不僅提升了他們的士氣，而且可以帶來實際利益。在所在國家（隻要信徒看到他們）的影響力，知名度和訪問量不斷提升，這種道貌岸然至今無人可以取代。所有的話費均來自募捐籌款。活動家經常在相同的地域來回巡游，這種做法可能被看作是一種競爭。

他們散播的言論將西方作出的改變和其他地區明顯的抗拒聯系到一起，反歧視法和其他自由化的改革是一個長久以來世界性的陰謀。為了反抗它，非洲，東歐，和加勒比海必須要堅定自己的意志。美國政府偶爾斥責有關國外迫害同性戀者，僅僅証明是其權利的陰謀。一些線索表明，巡游的真正焦點是在其它地方。他們對像同性戀婚姻和允許的聲音和憤怒問題可能會在美國引起共鳴，但和甚至認為個人同性戀行為是非法的國家是沒有關聯的。

贊比亞聖公會的牧師Kapya Kaoma在波士頓一個自由黨的智囊團——政治研究協會工作。他發現活動家要面對國內一個強大的漸進式的游說團，但在東非，他們的對手卻是孤立無緣的處於弱勢。在這些地方同性戀者的遭遇，Kaoma說：“是美國文化戰爭帶來的“間接傷害。”（張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