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网8月20日讯 英国杂志《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8月17日发表题为《悲观中的泡沫》的文章。

全文（中）摘编如下：

克鲁格曼和北京大学的迈克尔·佩蒂斯等一些著名的评论家批评中国的高投资率是导致经济效率低的原因之一，这也没有任何问题。投资的目的应该是扩大某个经济体满足消费者需求和出口市场的能力。但是克鲁格曼说，在中国，很多投资都是徒劳的：投资只是单纯地增加了中国经济扩大自身规模的能力。

但是，投资过度并不一定是经济不稳定的原因，这主要得益于中国的经济体系是依赖被控制的存款者而建立起来。因为中国政府设定了存款利率上限，银行就可以给存款人提供较低的存款利息，对贷款公司也征收较低的贷款利息——事实上，这就相当于向独立的储户征税，然后为国有企业提供津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李一衡和其他几位同著者在2012年发表的文章指出，在2001年至2011年，从家庭流向大型贷款公司的资金平均每年可达GDP的4%。大型公司将通过这种方式获得津贴投向了一些无法独立生存的项目之中。该文章的这几位作者估计，中国的投资率应该在40%的左右，而不是48%。但是中国投资率居高不下可能还会持续下去，因为存款数额依然有增无减——而且鉴于中国对资金流动的控制，存款人除了把钱存到银行之外，很少有其他选择的余地。

很明显，中国应该降低其投资率。但是克鲁格曼和其他评论家表示，如果中国投资率降低，那么将会导致中国经济彻底崩盘。他们的担忧让我们想起了一个70年之前就被提出来的增长模式。这种增长模式是由罗伊·哈罗德和埃弗塞·多马提出的，它认为只有在经济繁荣和萧条的交替时期经济才能保持平衡。

这种模式认为，投资在经济发展中扮演着双重角色。正如马丁·沃尔夫在《金融时报》中所写的那样，投资既是“剩余生产能力的来源”，也是“需求的来源”。有时候，这两种角色会起到完全相反的作用。如果增长缓慢，那么经济中就不要增加那么多的生产力。这就意味着需要减少投资。但是，由于投资支出是需求的来源，投资减少就意味着需求降低，这将会进一步降低经济增长速度。减少投资的本意是为了防止出现生产能力过剩，结果却制造了更多生产能力过剩的情况。

但是，这种模式是如何适应中国的呢？中国拥有世界上最高的投资率，也拥有世界上最稳定的经济增长率。这也许是因为，部分投资是政府精心安排的，目的是当其他需求来源不够强劲时，这部分投资能够鼓励更多的资本支出。反之亦然。也许中国的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投资机构并没有把资金投入到正确的渠道，但是至少他们在正确的时机利用这部分资金盘活了整体经济。

的确，中国投资的低效率或许正是其不会导致巨大经济动荡的原因。李一衡与其他几位合著人指出，目前中国要想保持现在的经济增长速度，那就需要更高的投资率。以此类推，中国保持现在的投资率就意味着经济增长逐步放缓。

悲观人士担心，经济增速放缓就需要减少产能投资，这样一来需求也会受到打击。但是，如果经济增长速度降低的原因是投资效率的降低，那么即使经济增速放缓，那么它对投资的需求还是一样的。确切的说，这实际上就是投资的回报率降低了。

那些批评中国高投资率的人不仅担心由此产生的剩余生产能力，他们还担心由此产生的巨额债务。整体来说，中国是一个节俭的国家：中国的存款率永远都是高于投资率的。但是，存款人和投资人基本上不是同一个人。站在二者之间的是中国的金融体系，中国的金融体系将存款人手里的大量资金转移到了投资人手里。来自高盛的数据显示，去年中国公司的负债率已经攀升到了GDP的142%，而地方政府资助的投资机构的负债率达到了GDP的22.5%。尽管无法得到确切的数值，但是中国的坏账数额大约相当于中国GDP的25%。

译者：郝伟凡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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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郝伟凡、王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