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网5月8日电 《经济学人》日前发表名为《同性恋者的战争》一文，本网编译如下：

它看起来可能只是一次不愉快的巧合。同性恋权利在西方——法国和新西兰最近承认同性婚姻的合法性。同性恋恐惧症在其他地方日渐上升。这些看似矛盾的趋势很有可能是相关的。美国保守的基督教徒讨伐队感到十分惊讶，他们决定在国外展开抗争。

在不寻常的情况下，由外国人侵权规约带来的，美国马萨诸塞州的一名法官正在思索一项由乌干达性少数派（SMUG），一个同性恋权利组织对斯科特?莱弗利，一位传教士，同时也是“粉红色的万字旗”（认为同性恋为纳粹主义助长了气焰）的共同执笔者提出的索赔。莱弗利在2009年访问了乌干达，会见了政治家，出现在电视台上，声称欢迎年轻人加入同性恋。

不久之后，一位乌干达议员提出加强对同性恋行为惩罚力度的议会法案，其中包括严厉的刑罚：它规定对情节恶劣的同性恋者判处死刑。在反同性恋刻薄的标语大爆发中，如“绞死他们，他们教坏了我们的孩子”的标语。一个同性恋活动家被谋杀。乌干达性少数派（SMUG）宣称，这一次同以前一样，莱弗利想要密谋迫害乌干达同性恋者。而莱弗利反驳说：“他所倡导的治疗和预防，而不是严厉的惩罚。”

这个情节是广泛运动中的一部分。其他传教士，如在堪萨斯州的一个大教会里的牧师娄恩格尔，作为一个原教旨主义者，他也到过乌干达。一个新的纪录片：“神爱乌干达”，描绘了游客，居民传教士和美国训练有素的乌干达祭司之间的相互协作。作为美国司法中心（ACLJ）的分支机构，一个由电视福音布道者帕特?罗伯逊在肯尼亚和津巴布韦创办的组织，表示拒绝修改其宪法，对同性恋表示友好。（美国司法中心（ACLJ）坚持其“不出口议程”）

在非洲，活动家采用反殖民主义的语言来描绘同性恋权利，甚至是同性恋本身，如西方强加的那样。反对者反驳道：“对同性恋进行定罪本身在很大程度上帝国遗存下来的。”但修辞和策略是可变通的。美国人十分高兴，必要时，与志同道合的罗马天主教和看在极端主义的新教徒的面子上，勉强算是基督教徒的东正教信徒合作。强硬派伊斯兰组织也是默契的盟友。

在前苏联，同性恋合法化的曙光在望，重点在于阻止其“蔓延”。而在这里，总部设在华盛顿的游说团全球平等理事会的朱莉?多夫说：“美国的努力纵容了偏见和反同性恋的法律。”

在乌克兰议会上，两个法案举步维艰。例如，将对同性恋“宣传”（俄罗斯的国家杜马正在筹备一个类似的议案）进行定罪。可以肯定的是，土著居民对同性恋的敌意（有时是暴力的）比比皆是。不过，一位退休的牧师吉姆?马尔卡希，现在帮助乌克兰的同性恋他认为，反同性恋游说团体的资源和多媒体技术预示着美国的介入。

将同性恋比喻成吸毒的使美国心理学家保罗?卡梅伦和莱弗利一起，在东欧巡游。摩尔多瓦的同性恋活动家说：“在最近的反歧视法律中，这些影响帮助减少了“性”话题的凸出。”在拉脱维亚，莱弗利先生同一个教派交往密切，它的成员破坏了同性恋游行。

第三条战线是加勒比地区和中美洲。迦勒?奥罗斯科，伯利兹的同性恋全力组织UNIBAM成员，在法庭上争论，称对同性性行为进行定罪违反宪法。南方贫困法律中心的海蒂?拜尔里奇（Heidi Beirich）说，美国民权的看门狗，教会联合抵制自由联盟（ADF），另一个美国机构，支持的行动。（自由联盟（ADF），和恩格尔议员一样，均不对此事发表评论。）伯利兹最突出的反同性恋的神职人员是美国人。它的教会隶属于亚利桑那州的一个部门，其领导人已敦促信徒让停尸房的尸体起死回生。奥罗斯科先生受到威胁，并被用瓶子攻击。

间接损害

美国原教旨主义者把他们自己看作是卫冕圣经的价值观和堕落的遏制者。在国外，他们支持的政策往往比在国内拥护的更为极端（虽然莱弗利希望也在美国重新给通奸，私通和同性恋定罪”，，尽管是轻罪）。一些人想迎来全球性的政教合一。

在美国，这种思想的倡导者很有可能被驳回，并且被当做怪人和偏执狂。对他们来说，他们认为自己的国家在道义上迷失了。但在他们的国外旅行中，人们都礼貌地聆听他们的想法，对议会发表演说，并出现在主流电视台上。

这种招待不仅提升了他们的士气，而且可以带来实际利益。在所在国家（只要信徒看到他们）的影响力，知名度和访问量不断提升，这种道貌岸然至今无人可以取代。所有的话费均来自募捐筹款。活动家经常在相同的地域来回巡游，这种做法可能被看作是一种竞争。

他们散播的言论将西方作出的改变和其他地区明显的抗拒联系到一起，反歧视法和其他自由化的改革是一个长久以来世界性的阴谋。为了反抗它，非洲，东欧，和加勒比海必须要坚定自己的意志。美国政府偶尔斥责有关国外迫害同性恋者，仅仅证明是其权利的阴谋。一些线索表明，巡游的真正焦点是在其它地方。他们对像同性恋婚姻和允许的声音和愤怒问题可能会在美国引起共鸣，但和甚至认为个人同性恋行为是非法的国家是没有关联的。

赞比亚圣公会的牧师Kapya Kaoma在波士顿一个自由党的智囊团——政治研究协会工作。他发现活动家要面对国内一个强大的渐进式的游说团，但在东非，他们的对手却是孤立无缘的处于弱势。在这些地方同性恋者的遭遇，Kaoma说：“是美国文化战争带来的“间接伤害。”（张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