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网7月22日讯 《新闻周刊》发表题为《更衣室的女记者》的文章。

全文摘编如下：

教练们把她们推出更衣室，运动员嘲笑她们，向她们丢毛巾、泼水。她们被这些人称为妓女、变态、同性恋，甚至会面临死亡的威胁。

60年代末到70年代，女性体育记者通常会遭到这样的攻击。即使新闻开放到允许女性记者做职业体育采访，她们仍然面临着巨大的障碍，包括禁止进入更衣室。而男性记者往往可以在更衣室里同运动员和教练称兄道弟。

现在，她们为争取平等权利而抗争的故事被记录在体育电视网的纪录片《让她们穿上毛巾》中，改片已于本周播出，并将在整个夏天持续播放，可以在iTunes和亚马逊上下载。

同安妮·桑伯格一同导演了这部影片的瑞克·斯特恩说：“她们都纷纷反对关闭更衣室门这一做法，因为这可能会影响到她们本该成功的职业生涯。这一切都可以归结为公平的概念——如果我没有得到相同的权利，我就不能像我的男同事一样表现出色。”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在民权和妇女运动的社会剧变中，女性首次开始报道职业体育运动。在这段时间里，诸如《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等媒体受到了性别歧视的集体诉讼案。前《纽约时报》记者简·格罗斯引出了这个问题。此后，每家媒体都被要求雇佣一名女性体育记者。

女性记者们很快意识到，她们必须围绕更衣室禁令做一些额外的工作。第一名进入洛杉矶道奇队新闻栏的女性记者贝蒂说：“我不打算到这里来抱怨因不能进入更衣室导致我的工作如何艰难。我要告诉你的是，无论如何，我可以做好这份工作。”她曾经邀请过俄亥俄州立教练伍迪·海耶斯同她一起去迪斯尼乐园，而只是为了抢夺独家专访。

由于男记者总能超过女性记者，首先抢到独家新闻，所以更衣室禁令的问题仍然是双方矛盾的集合点。而一些反对者，甚至包括其他领域的记者也发表了激烈的意见。《纽约时报》的首位女性体育记者罗宾·赫尔曼说：“这是由于女人试图进入男人的世界的问题，她们试图打破一个全男性化的心灵圣地。”

男性倾向于从性别角度考虑问题，他们认为，女性不能在裸体男人前面工作。而女记者们却不以为然。“我不知道男女记者有谁喜欢进更衣室。”第一位报道了华盛顿红人队的女记者克里斯汀·布伦南说。此外，UPI纽约的谢莉尔·弗莱拖说：“这已经是你可以去的最无聊、最恶心的地方了。”

在1977年的世界职业棒球大赛中，美国职棒联盟专员鲍维·库恩禁止体育画报记者梅丽莎进入洋基队的更衣室——称他没有就此询问运动员妻子们的意见——而杂志成功地起诉了这个团队。1979年，一位联邦法官强制性裁判允许所有女记者进入各种更衣室。

虽然法律做出了改变，但是人们的态度仍然不能与时俱进。1990年，《波士顿先驱报》的丽莎·奥尔森因运动员在更衣室内对她使用粗俗的言论，以骚扰起诉了新英格兰爱国者队。虽然团队被判罚款，但是奥尔森却遭到了死亡威胁，《先驱报》将其送往澳大利亚。

尽管取得了一些有纪念意义的成就，女性记者仍然承受着恐吓和威胁。2009年，体育电视网记者艾琳·安德鲁斯被酒店房间外的追踪者偷拍。2010年纽约喷气机队老板伍迪·强森为他的队员奚落并侮辱电视台记者 Inés Sainz公开道歉。

即使女记者面临、并将持续面临着体育新闻界狗咬狗的逆境，她们也将设法在这项事业上风生水起：现在，超过1000名女性体育记者在这个领域中工作。她们可能会想对那些率先从业的先驱者们致意吧。

作者：Adrienne

译者：王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