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網7月1日訊 美國《名利場》（《VANITY FAIR》）2013年7月發表題為《魅力美國》的文章

全文摘編如下：

美國人真的是感情暗淡，幼稚和不懂諷刺藝術嗎？你能想象造就了多羅茜·帕克和蘭尼·布魯斯的國家會不懂諷刺嗎？“當政治諷刺過世的時候，他們授予了亨利·基辛格諾貝爾和平獎。”說這話的是一個美國人。美國人缺乏的不是諷刺，而是憤世嫉俗。在歐洲，這種枯燥而無意義的嘲笑經常被誤以為是有創意的諷刺藝術。那麼還有庸俗呢？美國人生來俗不可耐。什麼？俗不可耐？像亨利·詹姆斯、安娜·埃莉諾·羅斯福、科爾·波特，或者摩門教徒那樣嗎？這又是一個因為標准不同而引發的問題。美國人重視和追求的是直話直說。他們不喜歡拐彎抹角。而法國人則特別不喜歡這種缺乏文化底蘊的直白而不加修飾的語言。加繆曾經不屑一顧的說：隻有在美國，你能成為一個不是知識分子的小說家。說出這種話是因為他認為美國沒有文化深度和關鍵的嚴肅性。那麼，隻有走進一家美國書店你才能意識到你大錯特錯了。馬克·吐溫呢？爵士呢？抽象表現主義呢？和歐洲國家集體對美國表現出反感不同的是，任何人類學家都能一眼看出：美國和歐洲之間的相同點比不同點要多得多。舊大陸的脈絡已經融入了新大陸。美國是歐洲最偉大的發明。這不是排除全世界對美國發展做出的貢獻，而是說美國的發展史建立在歐洲的想法，歐洲的理解、審美、道德、假設和法律的基礎之上的。就像是為椅子的擺放設置一張桌子那樣，歐洲為美國的發展設置了一個大體框架。詩歌的韻律、音樂的尺度、法律法規的制定，市場，乃至偏見和神經症。美國之所以有現在的傳統和廣度是因為歐洲。

我在公共場合做過的一件最尷尬的事是發生在90年代中期的海伊文學節上，為禁止美國文化的運動辯護。和我一起做這件白痴事情的是歷史學家諾曼·斯通。我已經記不得我說了什麼-我已經從我的記憶中抹去了。沒有任何分量和成果。另一方是來自《紐約客》雜志的亞當·高普尼克，還有薩爾曼·拉什迪。在我們提出那項該死的運動之后，拉什迪俯身靠近麥克風,停了一會兒,用半睜半閉的雙眼向座無虛席的劇院致意之后,他柔聲而清晰地唱到：“Be-bop-a-lula, she’s my baby, / Be-bop-a-lula, I don’t mean maybe. / Be-bop-a-lula, she’s my baby, / Be-bop-a-lula, I don’t mean maybe. / Be-bop-a-lula, she’s my baby love.”（英國著名搖滾樂隊“披頭士”的歌曲《Be-Bop-A-Lula》中的歌詞）

這是一場一邊倒的勝利。觀眾爆發出雷鳴般的掌聲和歡呼聲。除了一些干咳聲，一切都結束了。美國並沒有忽視或者避開他國文化。它做了一些更加深刻，更加聰明的事：它改變了文化的走向。它保留了機械唱腔的原則，保留了回應美學的妙語。它有一個新的、新古典主義的、修整過的、重新修飾過的開頭和摘自一首老歌的第二節。它在看到這個幅員遼闊的國家的風景，感受到這個國家的心跳之后，達到了更高的境界。

歐洲現在關於美國的狹隘有一個最新流行的說法，關於美國人的品味多麼淺陋，視野多麼局限。我們被告知的信息被“沒幾個美國人出國旅行過”這篇文章“証實”。我們被告知：據說，隻有35%的美國人有護照。每當我聽到這個，我總覺得，我的上帝，是真的嗎？那麼多？你們為什麼要去別的地方呢？美國本身就有那麼多令人驚嘆的地方了。這個新崛起的文明有那麼多的奇跡。不管怎樣，歐洲的孩子們之所以辦護照是因為他們都想去紐約。（未完待續）

作者：A·A·吉爾

譯者：何方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