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太后
1884年3月14日(光绪十年二月十七日)中午,署理直隶总督李鸿章在天津收到上海传来的电报,援越清军与黑旗军坚守的越南北宁已被法军占领。他立即将消息转报北京的总理衙门。晚间,李鸿章又补充报告:上海洋人听到北宁清军失守,各洋轮都升起法国国旗庆贺。同时,日本驻津领事报,“东京电报,消息确实”。
15日早上,慈禧太后没有召见军机,军机大臣们读罢李鸿章简短的电文,觉得还缺乏详细信息,就决定这个电报不上递了,待到明天再商办法。但翁同龢感到,消息预示的前景显然不妙,他在日记中写道:“恐从此棘手矣,噫!”
这天北京阴沉欲雨,竟日昏昏,夜里又刮起大风,高层官员的心中也忐忑不安。翁同龢回家后将消息写信通报给醇亲王奕譞。同日,总理衙门大臣张佩纶也给李鸿章写信:“北宁又失,事更棘手。徐延旭太不知兵,鄙见欲去之久矣,此坐谁属,仓卒求才,殊不易得。愿我公密筹见复。”信中所提徐延旭系广西巡抚,他是援越桂军的统帅,对于前线失利负有直接的责任。从信的内容看,张佩纶似乎对徐延旭很是失望,早有换徐的打算,实际上,起用徐延旭,就是张佩纶近两年来极力推荐的结果。
16日,慈禧召见军机,决定将徐延旭摘去顶戴,革职留任,责令其收拾败军,尽力抵御。如再退缩不前,定当从重治罪。
清军在越南失利,引起北京官场的激烈震动。当时,越南是中国的藩属国,因遭受法国侵略,清政府先采取暗助黑旗军刘永福援越抗法,又部署云南巡抚唐炯和广西巡抚徐延旭出境援助。其中广西方向承担主要任务。
徐延旭的举荐人张佩纶感受到巨大压力。徐延旭,字晓山,是近期督抚中的火箭式擢升干部,1882年2月25日,张佩纶在其著名的《保小捍边当谋自强折》中,推荐他“久守梧州,屡出关治群盗,得交人心”,又说四川建昌道唐炯“知兵,可任艰巨”。认为若以徐延旭领粤西一军,唐炯领滇南一军,所益必大。半个月后,徐延旭就由湖北安襄郧荆道直擢广西布政使,从正四品晋为从二品,官升三级。次年10月更升任广西巡抚。唐炯亦在当年4月升任云南布政使,1883年7月出任云南巡抚。张佩纶与徐、唐其实并不熟悉,但徐是张之洞姐夫鹿传麟(时任河南巡抚)的儿女亲家。唐炯则是张之洞的大舅子。所谓“知兵”云云,皆是“清流”小圈子内部的评价和吹嘘,徐延旭最大的军功,不过是镇压本地农民军和出关捕盗。在平定太平天国起义之后,如此破例地提拔巡抚,是绝无仅有的,既反映出军机大臣李鸿藻一系在掌控官员使用上的影响力,也显示清廷对中越边境地区反击法国势力入侵的高度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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