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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
120年前的1895年，刚刚过完元宵节，在甲午战争中一败涂地的清政府派大臣张荫恒等人赴日和谈。没想到，日方借口中方代表的授权书里没有写明“全权”二字，拒绝谈判，即使张荫恒说可以把新的授权书寄来也不行。时任日本首相的伊藤博文还看似随意地问使团随员伍廷芳：“清朝政府怎么不派恭亲王奕?或是我的老朋友李鸿章来呢？”
伍廷芳随之反问：“如果李中堂奉命前来议和，贵国愿意订约吗？”伊藤博文答：“如果李中堂前来，我国自然乐意接待，但是还要有符合国际惯例的敕书，必须要有‘全权’二字。”
伊藤博文看似无心的“点名”，让清政府忙乱了起来。恭亲王是皇室贵族，自然不能去日本受战败议和之辱，于是，这个“屎盆子”就不偏不斜地扣在李鸿章的身上。
1895年，李鸿章受命离开北京，赴日本谈判求和。图为当时的插画。
倒霉的“全权”大臣
早在甲午战争期间，由于大臣们的上奏和攻击，一手操办了北洋水师的李鸿章就因为平壤战役的初期失利被拔掉了三眼花翎，扒掉了黄马褂。从某种意义说，甲午战争的大部分时间里，李鸿章都是戴罪之身。好不容易过完了苦涩的甲午年，1895年大年初一，李鸿章一改接受官员拜年的惯例，府门紧闭，不宴客，不见客。他当然不知道，他的老朋友伊藤博文，此时正坐在中日“国运相赌”的赌桌边，信心十足地等待他这个失意者入席。
“罪臣”李鸿章一下子成了清政府的救命稻草。为了让伊藤博文相信议和的诚意，清政府重新起用李鸿章，于1895年2月13日赐他“赏还翎顶，开复革留处分，赏还黄马褂”，任命他为“头等全权大臣”，办理跟日本议和事务。
旨意一下达，李鸿章的好友、英国人赫德就知道不妙：“此次和谈必定是沉重而不得人心的任务，和谈者不但会受到全国人民的责骂，更会受到政府的公开谴责。”美国公使田贝也私下劝李鸿章：“千万别去蹚这番浑水！”
沉浮政坛多年的李鸿章并非不知道此行的凶险。只是，对于奉行儒家传统的他来说，自己的老命本来就是君王的。皇帝的命令和慈禧太后的旨意，他无从拒绝。这趟屈辱之行，已然成为他的宿命。
留给李鸿章的准备时间很有限，谈判资本更有限，何种妥协才能换来日本的停战呢？朝廷内部竟然拿不出统一意见。2月22日，李鸿章参加了御前会议，讨论对日和谈的具体问题，会议的焦点在于是否允许割地给日本。军机大臣奕劻认为，最需要注意的就是割地问题，但他话锋一转，“比起国家的安危，特别是眼前的危机，割地倒是可以接受的事情”。翁同龢立即出声反对，“宁可多赔款，也不能割地”。李鸿章听到这里，连忙表态自己也坚决主张不割地。可他心里明白，想不割地就让日本人满意，是绝对不可能的。于是，他提议：“割地不可行，议不成我就回来吧。”
讨论到这里，皮球踢给了光绪帝。割地必然留下千古骂名，光绪帝也担不起这份责任，他奏请慈禧太后决断。老奸巨猾的慈禧太后明白利害所在，故意装病，躲入深宫，交代所有事情听从光绪的旨意。见慈禧一推六二五，光绪帝只得咬牙授予李鸿章“商让土地之权”。
有了皇帝的决断，李鸿章接下来便频繁拜访美国、英国、俄国等国的驻华使节，希望得到他们的帮助。然而，这注定是一场与虎谋皮的生意。西方列强好不容易等来这个宰割中国的机会，怎会白白放过？他们表面上敷衍李鸿章，强调干涉中日外交的困难，背地里却争先跟日本人勾结，要求“利益均沾”，一起攫取更多权益。
等李鸿章在各国驻华公使面前碰了一鼻子灰，战争的形势更加恶化。辽南战场始终无法摆脱溃败局面，被清政府寄予“反败为胜”厚望的湘军，也抵挡不了日军的疯狂进攻。年轻的光绪帝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国内那些“主战派”也明白了清朝政府的真正虚弱，他们暂时忘记了此前对李鸿章的大肆辱骂，一同沉浸在失败的痛苦中。这个烂摊子总要人来收拾。3月4日，光绪帝终于同意接受包括割地赔款在内的各项要求，授予李鸿章跟日本谈判议和“全权”。这个国无实力、外无援手的“头等全权大臣”就这样动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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