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与伊藤博文：120年前的国运抉择

　　李鸿章（中坐者）在1895年前后与家人的合影。

　　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李鸿章（左二）受命前去与八国联军代表谈判。

　　李鸿章抑郁而终

　　1900年，在戊戌变法失败两年后，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太后带着光绪帝出逃。此时，已经淡出权力中心，身体一日不如一日的李鸿章却接到一纸诏书，“着李鸿章为全权大臣”。说白了，慈禧太后是要借助他在欧美各国的威望，出面和谈。李鸿章深知收拾完这个烂摊子，自己必然会再落得个万人唾骂的下场。然而，他为风雨飘摇的清王朝奋斗了一生，将自己视为清王朝的“裱糊匠”，已经没有选择的余地。1901年9月，李鸿章在举中国之财力赔款的《辛丑条约》上签字，国人骂声又起：“卖国者秦桧，误国者李鸿章！”在唾骂声中，李鸿章的病情很快恶化，时常大口吐血。

　　1901年11月，被慈禧太后称赞为“再造玄黄”的李鸿章病逝，结束了充满争议的一生。他的死给了国人太多震撼，梁启超虽然与李鸿章是政治上的死敌，仍提笔为其作传，讲到了李鸿章与伊藤博文的区别——如果以成败论英雄，自然是李不如伊，但是就人物重要性而言，李鸿章对于中国，较之伊藤博文对于日本更加重要。

　　要理解梁启超这句堪称经典的评价，还要回看李鸿章的一生。

　　1823年正月初五，安徽省庐州府合肥县的李氏家族添了一个男丁，按族谱取名章铜，也就是后来的李鸿章。李家是当地一个小地主，也是封建社会中典型的耕读之家。李鸿章父亲李文安多年寒窗，最终考中进士，后在刑部任职，是一个标准的中国士大夫。

　　在这样的家庭中，李鸿章自幼接受系统的儒家教育，也将科举功名作为最大的理想。少年李鸿章天资聪颖，曾拜合肥名士徐子苓为师，1840年考中秀才。20岁时，李鸿章在时任京官的父亲安排下来到北京，准备乡试。他写下“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的豪迈诗句以言志：报效朝廷，光耀门楣，青史留名。

　　1844年，李鸿章考中举人，却在第二年会试时落榜。但他受到时任考官曾国藩的赏识，成为其门下弟子。1847年，李鸿章再上考场，中了进士，进入翰林院。

　　正当李鸿章专心于儒家经典研究时，太平天国运动引起的社会震荡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1853年，咸丰帝命令工部左侍郎吕贤基前往安徽剿匪。身为安徽人的李鸿章随同前往，屡立战功。1858年，李鸿章赴江西进入曾国藩的幕府。此时，曾国藩已是湘军统帅，总揽对太平军的作战。李鸿章常伴左右，浸淫于曾国藩的传统思想和治军方式之中。随着战局的变化，曾国藩举荐李鸿章回合肥招募乡勇，组成淮军。此后几年，李鸿章率领淮军，同湘军一道剿灭太平天国，还镇压了捻军起义。由于拯救了风雨飘摇的清王朝，李鸿章声名鹊起，被誉为“中兴名臣”。

　　镇压起义军的过程中，李鸿章目睹了清朝严重的危机；筹建淮军时，他在上海又看到西方国家的坚船利炮，不禁生出了“师夷长技以自强”的念头。他确信，自己找到了国家强弱的决定性因素，那就是移植西方军事技术。为此，李鸿章手握大权后，不仅向外国购买“洋器”，还开办工厂自行制造部分武器。他在军工产业逐渐成形后，又转向民用工业的发展，提出不仅要“强兵”，还要“富国”。

　　在那样一个官员都抱着“沉船”心态，等着船沉之时再捞一笔的时代里，李鸿章能够意识到“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和“数千年未有之强敌”，并大声疾呼中国绝不应昏睡在天朝上国的迷梦中，实属难得。

　　守旧势力讨厌李鸿章，李鸿章也对他们深恶痛绝。他在一封信中公然叫板：自从商鞅、王安石推行变法，祸及自身后，所有人都以守旧自保，如今各国一变再变、蒸蒸日上，大清如果因为守旧而亡，你们不后悔吗？

　　然而，李鸿章推行的变革只是技术变革，没有脱离儒家传统治略轨道，他希望以儒家之道为主，西方富强之术为辅。正如他自己所言：“欲求驭外之术，惟有力图自治，修明前圣制度。”说到底，在他眼中，封建制度不仅不能变，而且还有向前发展的希望。至于腐败的吏治，李鸿章强调要靠儒家传统的“人治”，也就是孔子所说的“为政在人”，而非近代的“法治”。

　　后来，受日本明治维新影响，李鸿章也提到了“易官制”“变法度”，但仅仅是私下议论，既不敢公之于奏章，更不敢付诸实践。原因很简单，“富国强兵”的洋务变革虽有阻挠之人，却也不乏支持者，而提到改革制度，满朝文武没一个人敢吱声，充斥朝野的是“以守法为兢兢，即败亡灭绝而不悔”的叫嚣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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