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与伊藤博文：120年前的国运抉择

　　1886年，北洋水师经停日本长崎，水兵上岸购物与日本巡捕发生冲突，“长崎事件”爆发（画作）。

　　十年书信引为知己

　　从天津相识起，李鸿章和伊藤博文保持了长达10年的书信往来。据学者的考证，李鸿章与伊藤博文先后有过21次书信联系，其中，李鸿章寄送给伊藤博文的有12件，伊藤博文寄给李鸿章的为9件,如今能够见到书信原文者有17件。作为亚洲政坛的核心人物，他们的书信在解决政治外交事务之余，也包含着一种互为知己的意味。

　　1885年9月17日，李鸿章致信伊藤博文感谢其赠送“各书册”事，并称“因翻译未齐，未及细阅”。尽管信中并未说明“各书册”的具体内容，也没有提到赠送途径，但根据李鸿章提到的“军实、舟师”以及印刷局等事务，并慨叹“中华士大夫拘牵旧制”因而难以“仿效一二”的情况来看，伊藤博文当时应该是赠送了有关日本军事、经济、文化等领域改革措施的书籍。李鸿章仔细阅读后，颇有心得，提出“惟军实、舟师，拟逐渐整练，以图自立，此尚能自我为政者也”，还谈到中国“必须仿办”银行和印刷局等。

　　伊藤博文能将改革措施给李鸿章看，李鸿章又能将自己所处的政治环境不利改革不加隐瞒地告诉伊藤博文，可见两人在天津一见之后的相互信任与期许。

　　这次通信后的第二年，日本制造了“长崎事件”。起因是北洋水师提督率部分船只到日本的长崎港进行维修，士兵们照例上街买些生活用品。结果，中国水兵与日本巡捕发生口角，各重伤1人。事情本不大，但日方竟召集数千人跑来持刀围攻中国水兵，导致5人死亡，6人重伤，30余人轻伤。日本民众当时排华的凶狠，由此可见一斑。

　　可气的是，驻日公使徐承祖在事件发生后，连聘请洋人担任律师都不敢，只想简单了事，以图息事宁人。他对日本民众排华的态势不以为意，未向国内报告，还向李鸿章透露：伊藤博文独排众议，主张与中国议和。这个信息或许没有错，因为伊藤博文也写信给李鸿章，希望和平解决“长崎事件”。于是李鸿章做出了一个过于乐观的判断——伊藤博文是可以依赖的朋友。

　　1887年2月16日，李鸿章给伊藤博文回了一封信，说自己和伊藤博文“两地一心”，并且写道，如今的国际局势就像春秋战国，群雄逐鹿，中日两国应该如“秦晋之好”，互相倚重，共谋和平。不久，“长崎事件”在这对“好朋友”的共同努力下和平解决。有人把这看成鸦片战争以来清政府的第一次外交胜利，因为事情是以双方妥协告终，不再是中国单方面退让。但是，在北洋舰队总教习琅威理看来，李鸿章简直是做了一次莫名其妙的外交妥协，此时北洋水师的实力远在日本之上，完全可以借机摧毁摇篮中的日本军国主义。

　　这是李鸿章为“友谊”付出的第二次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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