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与伊藤博文：120年前的国运抉择

　　两个人的选择，两个国的道路

　　1895年一纸《马关条约》，白纸黑字，确认了中日两国关系史无前例的逆转——日强而中弱。直到1945年另一纸日本投降书，中国才踩住命运的刹车，转败为胜。

　　整整50年。

　　当李鸿章在春帆楼签下自己的名字时，或许不会料到，认输的瞬间如此短暂，承受战败的苦难却会那么漫长，不只是一代人的事情，而是几代、几亿中国人经历的血与火。

　　历史不是个人造成的，但是关键人物把握历史关键时期战略机会的能力，可以直接影响国家命运。李鸿章与伊藤博文，一个是中国的第一权臣，一个四次出任日本首相，他们在各自国内的地位和声望相当，面对“千年未有之变局”，他们都怀着富国强兵的梦想而努力，结果却大相径庭。其中，既有植根于两人成长经历中的原因，也有当时中日两国国内环境的因素。

　　李鸿章循着传统的士大夫道路前进，一生志向凝结成一句“做大清王朝的裱糊匠”。他推行过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建立过声势浩大的北洋水师。他真诚地认为，学习近代技术，尤其是军事技术，辅以中国传统孔孟之道，就能拯救清王朝。他跟保守派进行了勇气十足的论战，甚至残酷的党争，抓住了推进变革的权柄。但实际掌权的慈禧太后并不真心信任李鸿章的变革之说。

　　最终，他的变革一败涂地。1896年他访俄之后，俄财政大臣评价说，“从中国文明的角度看，他是高度文明；但以我们欧洲的观点看，他没有享受什么教育，也并不文明”。

　　伊藤博文的知识结构、政治视野比李鸿章“文明开化”得多。他求学于英国，亲眼见过近代国家的模样，亲手触摸过近代国家的关节和奥秘。成为天皇最信任的权臣后，他不是修修补补维持摊子，而是把近代的立宪制度和日本的天皇传统结合起来，在学制、兵制、税制“三大改革”过后，为明治维新找到了“编纂宪法”这第四根支柱。1885年，当他出任日本第一任首相时，就意味着近代内阁制度在日本确立了。他从政治变革的层面搭建了日本的前途。

　　在出任首相那年，他和李鸿章相识。10年信函往来，多有论及变革。但两人的变革，一开始就殊途。这影响了两国此后50年、甚至120年的国运走向。他们的私交，也成了变革洪流下，两国国运残酷博弈的写照——李鸿章和他苦心修补的清王朝在这场博弈中沦为配角；日本军国主义流毒则急剧膨胀，至今犹存。为重振国运，中国人的自强与奋进又历经120年。

　　李鸿章与伊藤博文的恩怨，是两国彼时恩怨的缩影，也是今日关系的源头。这正是重温这段历史的意义所在——2015年不仅是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更是《马关条约》签订120周年。正如每一道伤疤都是刻在英雄身上的军功章，每一个屈辱的历史瞬间也应成为国人心中的纪念碑。（特约撰稿 吴四伍 文字统筹 许陈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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