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网6月16日讯 《名利场》（《VANITY FAIR》）2013年7月发表题为《迪奥首席设计师浴火重生之后的第一次采访》的文章。

文章摘编如下：

这是他在2011年迪奥的惹火事件之后接受的第一次采访，52岁的约翰·加利亚诺坐下来与特约编辑英格丽德进行了深层次的对话。他的反犹太主义的咆哮，击碎了他作为设计师的职业生涯，加利亚诺及英格丽谈到设计师的年轻生命，包括打架经历和童年时期的嘲弄；他的时装教育和他眼光的发展进步；以及他是如何成功的成为一位“奴隶”，这个“奴隶”领导他沿着一条小路行走，最终却越陷越深，不可自拔。 展望未来，英格丽这么描述加利亚诺的未来：“他已经开始采取步骤来重新进入时尚界。 我的预言是：请准备好迎接他的第二次行动吧！”

时装设计师约翰·加利亚诺，在他的第一次清醒的采访中，向《名利场》的特约编辑英格丽这么讲述，尽管他说了那样的话，但是他也并不是一个反犹太主义者或种族主义者。“这是在生命中说过的最糟糕的事情，但我并不是那个意思。我一直在试图找出我为什么冲着这场比赛变得那么愤怒。我现在意识到我是如此他妈的生气，原因却是因为对我自己的不满，因此，我才说出了我能想到的最可恶的东西。”

加利亚诺告诉英格丽，这两年多来，他一直保持着清醒的状态，并且，这是他清醒时期的第一次采访。 在被爆出自己这这几年一直饮酒和使用毒品之后，加利亚诺这么说，“我要么在精神康复中心结束自己要么就是在六英尺黄土之下”。

英格丽报道说加利亚诺已经利用过去两年的时间在海湾学习自己到底要怎么做才能控制住自己的病情，他在学习怎么样来直面自己在生活中犯下的过错，并采取一定的措施来赎罪，包括阅读书上的大屠杀和犹太历史，与犹太领导人会晤，并达成了较大的时尚组织，成员包括零售商在内，很多人们可能因此重返工作岗位。

在过去的两年，他一直在清醒得反思和努力改正他的言行，加利亚诺说，他知道“这听起来有点匪夷所思，但我很感激曾经发生过的事情。我已经学到了关于自己的很多东西。我已经重新发现了那个小男孩保留着创造的激情，我过去认为我已经失去了它们，我还活着。”

加利亚诺描述他怎么样在时间的流逝中慢慢对工作上瘾，同时继续在较高的水平上工作。“我从来不依靠酒精来让我自己变得充满创造性，或者因此来搞研究，”他这样告诉英格丽，“ 我并不需要任何的酒精。起初，酒精是像是支持迪奥前行的拐杖。然后，我会用它收集之后的崩溃。我会拿几天来克服它，就像其他人一样。 但随着更多的收集，发生了更多的碰撞的时候，然后我就变成了一个奴隶。之后我开始用药，因为否则的话我无法入睡。再然后我开始需要其他的药丸了，因为我无法停止颤抖。我也甚至需要那些别人给我的那些大瓶的白酒。到了最后，这就我能从自己的手上得到的东西：伏特加酒或伏特加酒所给予的安慰。葡萄酒，我相信这将有助于我睡觉，但我错了。我尝试来阻止自己内心传来的声音。所有的这些声音都在我的头脑里响起，问出了这么多问题，但我从来没有哪一秒钟会承认我自己是个酒鬼。我曾以为我可以控制它。”

“面具下自我表达已经开始变得混乱，”加利亚诺说。“我生活在浮华的泡沫之中。我会后台的时候，会有一个五人成员的队列给我打下手。其中一人会为我点一根烟。旁边的人将会点燃打火机。我之前甚至不知道如何使用自动柜员机。”

加利亚诺告诉英格丽，在一定程度上，他知道自己是有问题的，尤其是当他开始逐渐减少饮用水的数量的时候。“不清洗的话，我会被覆盖疮和羞辱覆盖的，”他这样说。“我过去有一些诡异的想法，我整整五天都没能睡着。我原本可以去书店，寻找一些自我帮助的书籍，但我是在拒绝这个想法。我也可以把自己扔进健身房，我会对我吃的东西小心。当然，这整个周期需要重新开始。

英格丽报道称加利亚诺的老板在LVMH（酩悦轩尼诗路易威登）——这是迪奥的母公司，面对他时至少在两个场合下倒他的台。第一次，迪奥的首席执行官西德尼·托莱达许诺加利亚诺共进午餐，并说他需要得到帮助。根据英格丽的说法，加利亚诺反败为胜，并建议托莱达诺应该改变自己的饮食菜单，从而能让自己吃得更健康。第二次对峙事件发生时，LVMH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伯纳德·阿诺特，托莱达诺告诉加利亚诺，如果加利亚诺不再采取一定的措施来改变自己的话，他就会死去的。对此，加利亚诺撕下自己的衬衫，露出可以健身房里展示的躯干，问道：“酒鬼的身体这个样子吗？”其他的朋友告诉英格丽他们想介入这些争端，但最终没有人想背叛设计师，饮酒狂欢后，他似乎又好了起来。总而言之，共有三个独立的长篇大论的对于加利亚诺的反犹太主义的指责。加利亚诺重申，他不记得在2010年那天晚上的事件中，自己的言论曾经被录影，他这样解释，“当所有人都走了过来，告诉我我做了这些可怕的事情的时候，我一直在转圈圈转圈圈，并没有真正的意识到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的助手告诉我有关视频的事情。 当我看到它，我直接把它扔了。当时的感觉就像是正要踏出一步走上街头，公共汽车或卡车正要从我面前开过去，而这时我腿上的血液似乎都已经被抽干了，一动都不能动。我有一种要瘫痪的恐惧感。”

加利亚诺告诉英格丽他确实承认自己在2011年3月1日到了亚利桑那州的康复机构，这里的工作人员几乎没收了他带过来的一切，包括基思·理查兹的回忆录，还有所有曾经的生活，当他第一次被允许他可以有两分钟的电话时，他打给了比尔·盖登（谁临危受命，担任创意总监约翰·加利亚诺的模特），就在加利亚诺的时装秀在巴黎开始之前，希望能告诉他们应该考虑在走下展道的时候应该怎么做。这个电话沟通得并不顺利。 “比尔说，‘你知不知道你到底在做什么？”加利亚诺回忆道，“诸如此类的话。”“但是我什么都不能说，我不能说是的，我只是没法说。而那些我们俩讲过的最后一句话。这是个我认识了30年的人。即使是现在，我仍然每天都在反思，我到底伤害了多少人。”

琳达丽·斯塔是加利亚诺跋涉了人生艰难之后的唯一的朋友。“我只是不想在每个周末都没有任何人向他伸出邀请的橄榄枝。”她这样告诉英格丽。

加利亚诺康复的几周之内，凯特·莫斯与他联系，并请他设计她的婚纱礼服，他们讨论时，他仍然在迪奥工作。加利亚诺告诉英格丽的他觉得这是一份大礼：“创建凯特的婚纱礼服拯救了我，正是因为它，我的创作才能开始复苏。她让我勇敢的再次成为了我自己。”莫斯这样描述这件长袍：“十分华丽，是透明的20世纪20年代式的礼服，浪漫极了，装饰着凤凰形状的金色亮片，就像是加利亚诺在借宣称他将因此而浴火重生。”她告诉英格丽说：“当我的爸爸致完词之后，他感谢了大家，然后他提到名为加利亚诺的天才，就是这个人给他女儿设计的衣服。在场的每个人都站了起来，给约翰鼓掌。”这才是最感人的东西，因为约翰突然意识到他不是自己一个人在奋斗。

英格丽说这是一篇来源相当广泛的文章：加利亚诺的朋友和同事，包括凯特·莫斯，奥斯卡·德拉伦塔，黛安·冯·弗斯滕伯格，埃尔顿·约翰，安娜·温图尔，乔纳森·纽豪斯和纳奥米·坎贝尔，以及犹太社区的一些成员，包括拉比·巴里·马库斯，他来自伦敦的中央犹太教堂；还有安倍晋三，反诽谤联盟的负责人；另外，还有几个是网瘾专家和主要的零售商。

作者：格雷顿·卡特

译者；何方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