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镕基与中国股市：创办上交所，3次救市

　　1992年8月，一名从江西来深圳的小伙子在认购开始前被挤出队伍。他手持身份证和钱绝望地喊：“我排了两天两夜的队啊！”

　　3次救市，“不是牛市，不是熊市，是朱市”

　　有人评价朱镕基对于股市的态度是：涨得太高了，他要打压，挤泡沫；跌得太低了，他要救股市。从朱镕基1991年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到2003年卸去国务院总理之职，12年间，有3次比较明显的股市波动，都在他的努力下回归平稳，没有引发大的震荡。

　　1992年，中国股市从5月的1429点一路跌向11月的386点。这年9月，谢百三给党中央写了一封信，信中汇报了沪深股市暴跌的情况，还提到一个事例。上海二纺机厂的8名女工将几万元存款拿出来成立了一个小基金。二纺机厂的总经理黄观对她们说：“买点二纺机的股票，退休时就能买辆18万的桑塔纳轿车。”在黄观的建议下，8名女工都买了二纺机的股票，结果股价从25元跌到了4元，她们都急哭了。这8名女工的遭遇，连同沪深两地新入市的200万股民的诉求，给监管层上了沉重的一课。

　　朱镕基见信后，立刻过问此事。在去英国访问前，他还给证监会和上交所的领导打电话，要他们一定稳住股市，不能再跌了。证监会和上交所有关同志很快布置救市，提出让二纺机等所有上市公司拿出募得资金的10%，买回自己的股票，回购托市。此外，他们还组织本地和外地券商入市，让杨怀定等股市名人带头买股票，又鼓励深圳股民在上海买股票，并放慢新股上市速度。多管齐下，让1992年的股市下跌势头得到遏制。

　　1993年，中国经济冲向新一轮高峰，全国基建投资猛升，货币投放增发同比高达34%，同时社会总需求强力扩张，拉动了通货膨胀。到了春夏之交，金融混乱达到顶点。

　　当年6月24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颁发了轰动全国的“十六条”，整治金融乱象。同时，中央任命朱镕基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他约法三章：一、清理违章拆借；二、不得竞相提高利率、不得收取贷款回扣；三、银行不得向自办实体注资，自办实体和银行脱钩。此外，他还采取铁腕手段，命令属下的行长们在40天内收回计划外的全部贷款和拆借资金。“逾期收不回来，就要公布姓名，仍然收不回来，就要严惩不贷。”在如此严厉的措施下，到7月底，拆借的资金收回来332亿元，还增加了405亿元的储蓄，一片混乱的股市回归平稳。然而，第二年7月，上证指数又出现了暴跌。朱镕基接到了上海市委、市政府的报告后，立即布置救市，采取了“半年之内不发新股，对信用良好的机构给以银行融资，组织养老基金入市”三大措施。同年，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相继成立。这些银行由政府投资设立，不以营利为目的，对于股市稳定起到积极作用。这一轮股市波动就此止住。

　　如果说1992年和1993年前后的股市波动更多地是由国内因素导致，那1999年的股市波动则受到国际因素的影响，调整的难度也更大。

　　1997年夏天，亚洲金融风暴席卷日本、韩国和东南亚国家，亚洲经济出现危机。自1997年5月到1999年3月，沪深股市都是弱势调整，股指越走越低，金融机构和散户们经历了难熬的“熊市”。

　　1999年4月，朱镕基在美国纽约访问期间，特地参观了纳斯达克证交所，并为当天的股市开盘。回国后，朱镕基就股市的发展提出了8点意见，其中包括要求基金入市，降低印花税，允许商业银行为证券融资等。此外，他还指示尽快制订和颁布上市公司管理条例。5月18日，证监会向八大证券公司传达了朱镕基的8点意见，研究了落实政策。第二天，中国股市立即上涨。6月15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标题为 《坚定信心，规范发展》，指出“调整两年之久的中国股市开始出现了较大的上升行情……近期股市反映了宏观经济发展的实际状况和市场运行的内在要求，是正常的恢复性上升。”文章还强调，证券市场的良好局面来之不易，各方面都要倍加珍惜。此文发表后，股市再次出现大涨，从6月15日的1387点激活，6月30日最高达到1756点。

　　6月28日，全国证券监督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强调，要充分认识证券市场的作用，努力做好规范和发展工作。7月1日，中国证券市场的第一部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正式实施，这标志着中国证券市场终于有法可依，走上了正常的发展道路。与此同时，朱镕基发出了豪言，“中央已经下决心，要坚定不移建立一个永远告别权力与腐败的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进一步重振了市场信心，促进了股市的平稳行进。

　　朱镕基在国务院工作的这段时间里，股市走势受到宏观政策的影响很大，而此时的政策制定者正是朱镕基。因此，市场中有人戏称：“现在的股市既不是牛市，也不是熊市，而是朱市。”这段话后来传到了朱镕基耳朵里，并被他“笑纳”了。在一个公开场合，朱镕基亲口用调侃的语气复述了这段话，引发了全场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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