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的第一只股票。
筹建上交所,“出了事,我和刘鸿儒负责”
要搞股份制改革,就要发行股票,就得有个证券交易所。其实,早在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之后,国务院就成立了金融体制改革研究小组,刘鸿儒任组长。该小组提交的有关金融体制改革的方案,第一次明确提出要建立证券交易所:“允许企业用发行股票、债券的方式直接融资。在经济特区试办证券交易所,取得经验后再向大中城市逐步推广。”
1984年11月,上海飞乐电声总厂就成立了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面向社会公开发行每股面值50元的股票,改革开放后的第一只股票在上海诞生了。1986年8月,沈阳市信托投资公司开办交易窗口,代客买卖股票和企业债券,开启了建立股票、债券二级市场的发展之路,成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同年9月,上海工商银行信托投资公司静安区证券业务部也开始证券柜台交易。1987年,国务院还专门发布《企业债券管理暂行条例》,加强规范管理。到了1988年,中国人民银行召开证券市场座谈会,决定组建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小组。随后,筹办证券交易所在全国各地提上了日程。但是由于各地情况不同,又没有经验可循,创立证券交易所的事情大都限于论证之中。
1989年,有关证券交易所的讨论越来越热,朱镕基在上海市长任上也已经一年多了,对于金融的重要性体会越来越深:“金融的问题确实重要,要把企业搞活,首先要把金融搞活。”当时,上海正在筹划开发浦东,开发预算高达几千亿元,对于上海财政而言,这是一个无法想象的天文数字。这更坚定了朱镕基创办证券交易所,向全国融资的想法。为此,上海出台了《上海证券交易管理办法》以及12个证券交易所的自律管理办法,为证券交易市场的建立奠定了法律基础。
到了年底,已经身兼上海市委书记、市长的朱镕基在上海市委小礼堂就如何深化上海金融体制改革举行市委常委扩大会议。会议邀请了许多金融界专家,其中包括时任交通银行董事长李祥瑞、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行长龚浩成等人,刘鸿儒也受邀专程从北京来到上海参加会议。
会上,朱镕基说:“自我来上海之后,一直在抓财政,但收效不大。”在表达了成立证券交易所、深化金融改革的想法后,他问李祥瑞:“老李,你看怎么样啊?”李祥瑞心里犯起了嘀咕:“不要干革命40年,最后在这上面跌一跤。”他于是回答说:“主要是担心政治上有风险。”朱镕基又转过头问龚浩成:“老龚,你觉得呢?”龚浩成也说:“我觉得老李担心政治风险不是没有必要的。即使不存在政治风险,也要有一到两百家大中型企业实行股份制,还要有50到100家企业的股票上市,才能搞证券交易所啊。”面对各方疑虑,朱镕基坚定地说:“真出了事我和刘鸿儒负责,你们二位在第二线呢,不用害怕。”最后,在朱镕基的坚持下,成立了筹建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的三人小组,由李祥瑞任组长,龚浩成和时任上海市体改办主任的贺镐圣为组员。
三人小组的成立在当时意义非凡。1989年的政治风波以后,中国改革开放的整体进程在诸多领域有所迟疑、停滞。中国的最高决策者也希望采取适当的市场和政府行为,重新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可,向世界表明中国的改革进程仍在推进。因此,三人小组的成立,成为顺应中国整个改革开放进程历史逻辑的主动行为。
多年之后,几位当事人提起这段往事时,龚浩成问朱镕基:“你当时怎么有胆量拍这个板?”朱镕基坦言,自己曾当面向邓小平汇报过:“小平同志,我们想建立上海证券交易所。”邓小平当时说:“好啊,你们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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