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与百年名刊《新青年》

　　因政治决裂

　　多年来，《新青年》同人始终有一个不谈政治的约定，就像胡适说的，要在“思想文艺上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以改造国民性为救国根本道路。然而，身处波澜壮阔的大时代，面对“关系国家民族根本存亡的政治问题”，以陈独秀之个性岂能不开口。1918年7月，第五卷第一号的开篇文章是陈独秀的《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公然“破戒”。

　　陈独秀与胡适这对黄金搭档分歧渐深，而李大钊与陈独秀越走越近。李大钊1918年1月在陈独秀的安排下入职北大，到1918年下半年，已成为《新青年》同人中的颇有分量的人物，在《新青年》发表的文章也多起来。

　　1918年11月，包括中国在内的协约国取得第一次世界大战胜利，俄国十月革命对战争走势起到关键作用，引发中国知识分子关注。11月15日，第五卷第五号《新青年》发表了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新青年》阵营分裂为两派：陈独秀李大钊倾向革命，胡适、鲁迅、周作人等倾向启蒙。1918年12月，陈独秀和李大钊联手办了《每周评论》专门谈政治。

　　同为新文化运动领袖，陈独秀言辞激烈我行我素，得罪人远超胡适，他热衷时评之后，观点愈发激进，引来当局注意，一时成为众矢之的。校内外保守势力一齐向蔡元培施压，要求废除学长制，《新青年》同人沈尹默竟也参与其中，当年他还是力荐陈独秀任文科学长的人之一。

　　三顾茅庐的蔡元培不得不挥泪斩马谡，撤销了陈独秀文科学长职务，改聘为教授。陈独秀不接受教职，专心编辑《每周评论》。不久五四运动爆发，陈独秀以幕后领导者的角色投身其中。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因散发传单被捕入狱。陈独秀的入狱使他受到社会舆论广泛同情，《新青年》同人，包括刘师培等保守派教授都群起奔走营救。三个月后陈独秀获释，《新青年》第六卷第六号因此耽误了五个月，在1919年11月才出版。

　　出狱后陈独秀仍受到警察监视，为避开监视，他于1920年2月在李大钊帮助下潜回上海。因此，1920年2月至5月出版的《新青年》实际上出自上海和北京两个编辑部。5月1日国际劳动节出版的第七卷第六号，陈独秀办成劳动者专号，篇幅从原来每期130至200页猛增至400多页，内有表格需要用锌版，纸张排工成本都增加，群益书社要求涨价，并且怕杂志政治倾向太浓惹麻烦，想撤广告。

　　陈独秀大怒，给胡适写信说：“我对于群益不满意不是一天了。最近是因为六号报定价，他主张非六角不可，经我争持，才定了五角；同时因为怕风潮又要撤销广告，我自然大发穷气。冲突后他便表示不能接办的态度，我如何能再将就他，那么万万做不到的。群益欺负我们的事，十张纸也写不完。”汪孟邹两边劝和调停不管用，他对侄子汪原放说：“仲甫的脾气真大，一句不对，他竟大拍桌子，把我骂了一顿。我无论怎么说，不行了，非独立不可了。我看也好。我想来想去，实在无法再拉拢了。”

　　《新青年》编辑部与群益书局合作五年，几度断炊停刊都坚持复活，群益算是为《新青年》承担过很多风险。最终决裂不是陈独秀一个人脾气大造成的，理想和资本不可调和，《新青年》同人皆不愿受制于以营利为目的的群益书局。

　　独立谈何容易，书生意气解决不了印刷发行的巨额经费。与群益决裂后，陈独秀在上海反复写信给北京，无非是两件事：催稿和催款。1920年7月2日，陈独秀给高一涵信中说：“《新青年》八卷一号，到下月一号非出版不可，请告适之、洛声二兄，速将存款及文稿寄来。”

　　就在与群益闹掰的同时，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经李大钊介绍，到上海与陈独秀联系，陈独秀与陈望道、李汉俊、李达、沈雁冰等左翼人士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他还把这些人吸收到《新青年》编辑部。

　　北京方面的稿子和钱迟迟不来，《新青年》被迫停刊了4个月。1920年9月，八卷一号终于出版，是共产国际解决了《新青年》的经费，马克思主义作者填补了稿荒，这一期还开辟了“俄罗斯研究”专栏，《新青年》就此成为共产主义刊物。继编辑部与发行部决裂后，编辑部内部也不可避免走向决裂。经过反复书信沟通，陈独秀与北京同人无法就杂志前途达成共识，胡适等人逐渐退出，新文化运动宣告终结。

　　《陈独秀全传》作者唐宝林写道：“巴黎和会和苏俄对华宣言这一反一正事件撞击性惯性的推动，西方民主主义潮流衰落长达30-40年之久，而马克思主义潮流磅礴而来，任何个人，即使是陈独秀也难以阻挡。”

　　1921年10月，陈独秀以“过激党领袖”嫌疑在家中被逮捕，《新青年》《共产党》《劳动界》等刊物被搜剿。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花重金聘请著名律师营救，最后宣判结论是只查出《新青年》有过激文字，判罚一百元了案。

　　遭此大变，《新青年》停刊10个月，1922年7月补齐第九卷六号后休刊。1923年6月复刊后，改为瞿秋白主编的季刊，刊登政治理论文章，《新青年》只剩下一个名字，与过去没有任何关联了。1926年7月，这份理论杂志也停办了。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欧阳哲生写道：“在《新青年》这场大剧中，陈独秀集编剧、导演、演员为一身。根据剧目的要求，他不断寻找演员、选择演员、更换演员。他始终主导剧情发展，步步推进，导演出一幕又一幕壮观的戏剧。”他毕竟实现了创刊前许下的豪言：“让我办十年杂志，全国思想都改观。”

　　1921年被捕之前，虽然胡适等人已退出《新青年》，陈独秀依然视他们为编辑部成员，每期出版照样寄送。唐宝林评价：“陈独秀是重感情而留恋昨天，同时又追求理想而向往明天。这种难以两全的困境，使他以后与胡适等人的友谊，镀上了传奇的色彩。”1934年刘半农去世，胡适挽联的上联是：“守常（李大钊）惨死，独秀幽囚，新青年旧友，而今又弱一个。”欧阳哲生写道：“《新青年》同人非常重视在五四时期的人生经历和交谊，这种情感常常在他们遭受重大变故时表现得尤为突出。??编撰《新青年》这一人生经历已是他们难以割舍、永不忘怀的群体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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