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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老作者入北大
本是被迫改名，陈独秀借此契机调整了编辑方针，将计就计宣传改名是为革新。1916年9月，《新青年》第二卷第一号出版已摆脱《甲寅》模板突出自己的特色，真的做到了“新”，以致有研究者误以为改名是陈独秀主动为之。
第二卷比第一卷最大的新意是几名新作者的加盟。陈独秀办《甲寅》时，李大钊投稿反驳他的观点，两人不打不相识，改名《新青年》后的第1号，李大钊即发表《青春》一文，思想内容与陈独秀发表的改名宣言《新青年》极为一致，从中可以看出知己之情。刘半农原本在上海靠给鸳鸯蝴蝶派媒体投稿为生，在报刊堆里发现《新青年》，主动找到编辑部拜会陈独秀，如遇灯塔，从此脱离旧文人圈子成为其麾下主力写手。杨昌济在湖南一师任教时注意到了《新青年》的反孔思想，开始投稿，并向学生大力推荐这本杂志，因此毛泽东、蔡和森等湖南青年阅读《新青年》比许多北大学生还要早。
陈独秀的“黄金搭档”胡适也在第二卷登场。胡适也曾给《甲寅》投过稿，提出中外文明结合的主张正合陈独秀心意，《青年杂志》创刊时，胡适仍在美国留学，陈独秀想向他约稿，恰巧汪孟邹与胡适都是绩溪人，早就认识，替他们牵了线。通信中，胡适谈到文学革命八主张：不用典、不用陈套语、不讲对仗、不摹仿古人、语言须有个我在，等等。
陈独秀在往期杂志上也多次鼓吹文学改革，但没有找到具体方向，胡适的来信使他拨云见日。他立即要求胡适写篇更详细的文章，于是有了彪炳史册的《文学改良刍议》。胡适在私信中一口一个“革命”，公开文章却谨慎地用了“改良”。陈独秀在下一期《新青年》上发表了自己写的《文学革命论》，为胡适助阵。
一个改良，一个革命，这种措辞的反差，与其说是胡陈性格的区别，不如说是搞学术和搞媒体的区别。北京大学教授陈平原评价：“陈之霸气，必须有胡之才情作为调剂，方才不显得过于暴戾；胡之学识，必须有陈之雄心为之引导，方才能挥洒自如。这其实可作为新文化运动获得成功的象征：舆论家之倚重学问家的思想资源，与大学教授之由传媒而获得刺激与灵感，二者互惠互利，相得益彰。”
陈独秀趁热打铁，把他和胡适的通信也刊登在《新青年》三卷第三号上。胡适来信大意说，改良文学并非一朝一夕所能定，我们虽然已开革命之旗，但决不敢说我们的主张不许别人匡正。陈独秀回信坚决地表示：“??是非分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学问家之稳重，舆论家之激烈，两者的互补促进了新文化运动；然而，胡适崇尚自由，陈独秀“不容他人匡正”，也为《新青年》后期的分裂埋下了伏笔。
《张国焘回忆录》写道，陈独秀任北大文科学长后，“他所主编的《新青年》月刊也在我们学校中和书摊上买得到了。”而此前，“北大同学知道这刊物的非常少”。
仅仅占领北大的市场还是不够的。1917年8月，《新青年》出完第三卷第六号，订数还是太少，刊登的广告也基本仅限于群益书局的书籍教材，群益不堪重负决定停刊。陈独秀等人各种斡旋，群益终于答应次年1月复刊。
1918年1月复刊时，情况有了转机。陈独秀入职文科学长以后，把他的作者都聚集到北大。杨昌济从湖南一师调来，李大钊接替章士钊担任图书馆馆长，博士学位没拿到的胡适和中学没毕业的刘半农，都给予教授职位。这些人加上在北大若干文科教授，形成了《新青年》文学社团。
1918年1月的第四卷一号起，《新青年》由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胡适等人轮流主编，并取消投稿。“所有撰译，悉由编辑部同人，公同担任，不另购稿”。敢有这番自信，因为陈独秀早已不是上海弄堂里的光杆司令，“独人杂志”已成为同人杂志，且这群同人有名气有高薪，不用稿酬，极大节约了办刊成本。
责编：许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