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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光彩的双簧戏
当钱玄同向鲁迅约稿的时候，问他抄古碑有什么用，拐弯抹角地说你可以做点文章。鲁迅回忆道：“我懂得他的意思了，他们正办《新青年》，然而那时仿佛不特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我想，他们许是感到寂寞了。”
犀利的鲁迅一语道出《新青年》当时的尴尬境地，所谓新旧论战，并没有后人想象得那么激烈，敲锣打鼓搞文学革命，结果杂志发行量上不去，响应的人不多，连旧派文人也不把他们当回事，不出来反对。敌人的漠视是最让人寂寞抓狂的。于是钱玄同和刘半农想出了一个“双簧戏”：由钱玄同假扮老学究王敬轩，写信给《新青年》贬低新文学，再由刘半农代表《新青年》复信驳斥，措辞尖酸刻薄，几近谩骂。王敬轩影射旧派文人代表林纾，林纾号畏庐，敬对畏，轩对庐，王指清室，讽刺林纾是遗老。
多年之后，新文化运动修成正果，《新青年》同人位列圣坛，这出双簧戏也被传为名士佳话。实际上，当时这种做法引来很多反感。刘半农学历低，刚到北大那几年本来很多师生看不起他，干这事更令胡适鄙夷为欺骗读者“低级趣味”。胡适的好友任鸿隽知道后，写信批评双簧戏有伤杂志信用：这种事如果传出去，以后即使真有好的读者来信，谁还相信？你们再写好文章，但信用已失，“改良文学前途危者”。
只有深谙媒体炒作之道的陈独秀力挺双簧，在后续的通信栏目中痛骂王敬轩的支持者。陈独秀与胡适的分歧再次浮现：陈独秀认为骂人有理，对于反对者，“唯有痛骂之一法”；而胡适认为有理由的反对应该欢迎，议论应该平心静气，否则有违自由二字。
从1917年开始，《新青年》就一直在或明或暗地批判林纾，林纾皆不回应，双簧戏上演近一年后，才终于“引蛇出洞”。1919年2、3月，林纾发表《荆生》《妖梦》两篇小说，影射陈独秀、胡适为妖怪，还编排了钱玄同和蔡元培，接着又在《公言报》发表致蔡元培的公开信，指责北大纵容教员“覆孔、孟，铲伦常”，“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蔡元培被激怒，发表复信反击。
蔡元培和林纾都是文化名流，这场“林蔡之争”立即被报刊冠以“新旧思潮之决斗”等噱头。林纾清末就因翻译《茶花女》等名著而家喻户晓，与他对阵叫板是一次绝好的宣传。林纾算是帮陈独秀胡适等“后辈”进行了免费的逆向炒作，效果比自己演双簧要好得多，《新青年》也随之声名大涨。
1918至1919年间，《新青年》终于突破发行困境，最好的时候一个月能印一万五六千本。以上海为发行总部，北京为龙头，代派处遍布全国数十个城市的书局，新加坡和日本也设有代派处。为促进销售，多年来《新青年》保持价格稳定，并且多买打折，2角一册，1元半年，2元一年，后期字数增加后，紧凑排版节约成本。邮费也在努力下调，创刊初期邮国内和日本都是3分，1919年国内下调至1分半，日本只需1分。1919年5月第六卷第五号发布通告：《新青年》出售合订本预约券，五年来共出33本杂志，分五厚册精装，如现在预约，每册4元，等印制出来之后再买就是5元。这说明《新青年》已经成为具有收藏需求的名刊。
责编：许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