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与百年名刊《新青年》

　　鲁迅奉将令“呐喊”

　　诚如周作人所嘲笑的，陈独秀强调树白话文学为正宗，但自己写的还是古文。从1918年起，《新青年》才真正开始推广白话文，并且使用标点和分段。这种“花头儿”给印刷增添了很大麻烦，当时连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也没有标点模子，不愿接他们的单。群益书局和太平洋印刷厂商量，用外文标点符号做底子刻成了铜模。

　　鲁迅的加盟，使《新青年》的白话文从理论走向创作。牵线人是钱玄同，他与周氏兄弟都是章太炎的学生。周作人架不住游说先行下海，直到1922年7月休刊，几乎每期都发稿，而且有时一期中发表不止一篇。但高冷的鲁迅就没那么容易被说动了。

　　据周作人回忆，鲁迅早就看过《新青年》，“可是他并不怎么看得它起，态度很冷淡”。那几年鲁迅沉浸于抑郁中，他对社会极度失望，个人生活也不幸福，想到老家的原配朱安就透不过气，许广平又尚未出现。他独居在北京绍兴会馆的朴树书屋，这里因为曾经吊死过一个女人没人敢住，正好适合鲁迅隐居，钻研佛经和抄写古碑来自我封闭。

　　鲁迅回顾：“我那时对于‘文学革命’，其实没有热情。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但《新青年》的编辑者“一回一回地来催，催几回，我就做一篇。这里我必得纪念陈独秀先生，他是催促我做小说最着力的一个。”即使革命是徒劳的，鲁迅也决定呐喊几声助助威。

　　1917年8月9日，钱玄同第一次走进鲁迅独居的朴树书屋向他约稿，直到1918年5月鲁迅才在《新青年》发表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一朝成名天下知，鲁迅与《新青年》相互成全。

　　“既然是呐喊，当然须听将令”，“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所以他给小说都加了一个光明的结尾，比如《药》的结尾，瑜儿的坟上平空添上一个花环。可见鲁迅对陈独秀青眼有加，肯奉他为将，做“遵命文学”。如此按照编辑意图所做的小说，鲁迅自称“与艺术距离之远是可想而知的”。这种自谦的说法，说明鲁迅对《新青年》和新文化运动始终保留着冷静的态度。复旦大学教授陈思和认为，鲁迅“深刻的悲观主义的怀疑精神与《新青年》同仁们的乐观主义战斗精神”是不同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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