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与百年名刊《新青年》

　　为生计创刊，被迫改名

　　在成为革命家之前，陈独秀是资深媒体人，1904年单枪匹马办《安徽俗话报》，他一个人就是一支队伍，包揽编辑、写作、排版、校对、分发、卷封、付邮等全套流程。参与二次革命反袁失败后，陈独秀流亡日本，协助章士钊编辑政论月刊《甲寅》。当时纸媒很不景气，一是政治空气紧张，二是社会动荡，国人专注谋生无暇读书看报。在写给章士钊的信中，陈独秀抱怨道：“人无读书兴趣，且复多所顾忌，故某杂志已有停刊之象??”

　　尽管如此，他还是计划办自己的杂志，不给别人打工了。《甲寅》的版面已不够他抒发己见，更重要的是，妻子高君曼患肺结核卧床吐血，两个幼子嗷嗷待哺，他必须回到上海养家。他的一技之长就是编辑写作，自然首先想到办杂志创业。他游说在上海开亚东书局的老乡汪孟邹给他投资，放出豪言：“让我办十年杂志，全国思想都全改观”。

　　汪孟邹的书局已经发行着《甲寅》等几本杂志，无力再办新刊，他帮忙联系了湖南人陈子沛、陈子寿兄弟，他们开办的群益书局实力稍微雄厚一些。陈氏兄弟表示每月只能支付200元作为编辑经费和稿费。陈氏兄弟可以说是颇有胆识了，严肃杂志是烧钱的事业，何况陈独秀当时还不像章士钊那么有名人效应。

　　1915年5月，袁世凯称帝在即，《甲寅》因发表《帝政驳论》遭到查禁停刊。9月，陈独秀的新刊《青年杂志》在上海法租界创刊开张。由于《甲寅》颇有名气，《青年杂志》极力宣传与《甲寅》的继承关系以吸引读者，栏目设置几乎完全一样。外壳相似，内核不同。《甲寅》的目标读者是社会精英，《青年杂志》主打青年市场，前者偏重政治，后者偏重文化。研究《新青年》的学者庄森认为，陈独秀办刊更多是为了生计，所在主要是“求稳”，思想上甚至可以说后退，没有什么特色和亮点。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王奇生提出：“今人的视线，早被‘一代名刊’的光环所遮蔽，甚少注意陈独秀于1915 年创办《青年杂志》时，其实并没有什么高远的志怀和预设路径。”

　　办杂志一要资本，二要稿源。创业初期的陈独秀，人脉不够广，也没有足够经费约请名家，稿费每千字2至5元，属于中等水平。每期近一半文章是光杆司令亲自上阵，主打文章署名陈独秀，国内外大事记、通信等栏目署名记者，其实还是他。读者来信今天几乎一眼能看出是陈独秀角色扮演自卖自夸。即便如此自我炒作，加上赠送和交换在内，每期只能印一千份，收不回成本，群益书局算是倒贴。

　　出版第一卷共6本之后，《青年杂志》停刊半年，改名《新青年》后重新上摊儿。起因是上海基督青年会突然写信给群益书局，说《青年杂志》和他们办的上海青年杂志刊名雷同，要求《青年杂志》更名。据汪孟邹日记记载，1916年3月3日，晚饭后来到陈独秀家中，遇到陈子寿正在谈改名的事。“子寿拟将《青年》杂志改名为《新青年》，来商于仲（指陈独秀的字，仲甫），仲与予均表赞同也。”也就是说“新青年”这个名字其实是陈子寿提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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