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网8月5日讯 美国《名利场》（VANITY FAIR）2013年7月刊发表题为《瓦萨尔解压》的文章。

全文摘译如下（续上）：

麦卡锡主义

1963年是重大的一年，这一年被称为“第二波女权运动年”。麦卡锡从没有参加女权运动。她总是得到男编辑的辅导和爱人，她蔑视基于性别的特殊待遇。然而，她瓦萨的校友却爆发了世界性的女权运动，这一年贝蒂·弗里丹的《女性的奥秘》面世，这本书开创性的研究了不可言状的痛苦折磨着战后的家庭主妇们。（弗里曼调查了史密斯女孩15年，极大地激发了她的创作灵感。）同是1963年，拉德克里夫的女孩艾德里安娜·里奇发型了她的第三本诗歌集，《速写媳妇》，极大的推动了性别政治的转变。民族报的评论家卡莎·波利特说道：“这三本书，描述的是让聪明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从她们被迫过的生活中解脱出来。”

麦卡锡不像她姐妹学校的姐妹们用这种激进或者暗流涌动的方式来发展运动。她看到了过去，特别是她说的“消失中的阶级”，新教徒的，受过高等教育的中上等阶级。她的同学们只是装作清高的样子，不是反叛。她们从瓦萨学院毕业，她们必须承担起她们这个阶级的责任，并且相信美国会一直发展。她们几乎都没有了当年犀利了。可能只有生活的磨砺能解释她们变弱的现象了。就像W.H.奥登在诗《摇篮曲中》写到“时间和狂热在消退/每个人的美来自/思想的小孩……”但宝林·卡尔也有一个观点就是“麦卡锡打击了那些女孩。”

“我想她观察了她的同学都发生了什么，”小说家玛丽·戈登说。“因为她确实在描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些女人的生活。她们确实闭嘴了。乐观的说，她诚实中的一些东西不允许她这样做。”

还有一个层面上的诚实也使这本书充满了争议。麦卡锡总是实事求是的而且总是把那些认为很神圣的东西描写的低俗，例如性，母性，人们关系中的进退。而且她完全没有为生物学烦恼过。

“‘贝蒂流血的时候就像猪’”佩内洛普·罗兰兹反复提到这句话。“我母亲有一大圈的父母朋友。我们小孩在中央公园玩的时候他们就会坐在长凳上看着我们。我清楚的记得母亲们坐在那咯咯的笑。其中一个人有一本书并且说‘读第二章’，把这本书递给其他人，我能感受到她们在细细地品味。”

玛丽·戈登仍记得“子宫帽，是她们讨论的主要东西。我当时在天主教的学校，并且认为《群体》是一本脏书。我偷偷的读这本书，并且我的朋友们读到这边书都感到很兴奋。虽然它发生在30年代，但我仍觉得像是新闻一样。聪明的女人能变得很性感，在1963年，这感觉仍然让人毛骨悚然。而且具有巨大的代表性。”

“有些场景是整洁清新的，”作家和评论家马戈·杰弗逊回忆道“当然，大家都记得利比和她的秘密，被她称为‘超越了顶点’写的多么精确啊。”

评论如意料中的大量涌现出来，都承认麦卡锡是一个评论家，并且试着在乔瓦诺维奇的世界里“这本书没有错”。一些人甚至引用了了麦卡锡对自己目的（进步，陈腐）的描写，证实了对她的恐惧做出的鲜有的让步。在周六评论中，格兰维尔·希克斯赞美了麦卡锡，并表达了对她所描写的人物的新赞同。并且认为“社会学历史中《群体》会是被主要提到的小说。”在《纽约时报中》，作家梅斯纳尔并不认同这部小说，但还是认为《群体》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小说“是以它独特的方式出现的，非常好的方式。”芝加哥每日新闻报则称它为“一个巨作…近十年最好的小说之一。”

作者：劳拉·雅各布斯

译者：何方晴

（未完待续）

相关阅读：

时代的肖像：玛丽·麦卡锡著作《群体》（五）

(责编：郝伟凡、王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