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网8月5日讯 美国《名利场》（VANITY FAIR）2013年7月刊发表题为《瓦萨尔解压》的文章。

全文摘译如下（续上）：

代表女性

麦卡锡的传记（《麦卡锡的生活》）的作者说，这种想法是在1951年被明确提出来的。当时麦卡锡在申请约翰·西蒙·古根海姆纪念基金会的同意。她想写这样一个故事“一对新婚夫妇急需拜托窘迫的生活状况，他们乐观的相信各种科学技术，工程学，农村电力化，艾加波，技术统治论，心理分析学，这些都是反面角色和受害者的思想。”这是一部概念小说，只构想出了少许情节：人们都被资本家给骗了。虽然后来基金会拒绝了麦卡锡，但她还是不放弃并开始了创作。

1959年，也就是“多蒂做诚实的自己”发表后的5年，麦卡锡再次向古根海姆基金会发出了申请，这次她形容这本书为“描写了19世纪三，四十年代年轻人对历史发展的信仰，主要刻画的事1933年毕业的大学女生的行为和思想。这是一种疯狂的陈词滥调。但这本书并不是一个玩笑或者讽刺文学，而是当时的‘真实历史’……”

这种概念被简化与精炼。某种意义上说，这是1951年麦卡锡为假期杂志些的非小说性散文的精华。就想她说的“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人物，瓦萨学院都能代表现在的女性：人道主义，无神论，共产主义，小短裙，烟草，精神病，女权主义，自由恋爱和主智论。瓦萨女孩是美国杰出的大学女生，她们具有旗帜性的代表性。”这就是麦卡锡写《群体》的目的。她的编辑，赫考特·布雷斯·乔瓦诺维奇出版社的威廉·乔瓦诺维奇则认为这本书“少有的描写女性但不仅仅代表女性的书。”古根海姆基金会的陪审团一定也是这么想的，所以这次他们同意授权了。

麦卡锡决定把多蒂描写的更加饱满。《群体》不是玩笑，虽然看上去讽刺但并非讽刺文学。八个麦卡锡的同学，如果算上诺琳那就有九个，一个在群体之外并且嫉妒群体的人，确实能代表当时的历史。多蒂提供了人们对三十年代人们性爱的窥视，和当时对伪娘的看法。利比文学想当编辑，却被代理商给耍了了，那时波利的爱情揭示了那个时期人们对精神病的看法。

凯则是永远在前进的女人，代表着只是现代主义，但她却被自己花心的丈夫哈罗德·皮特森欺骗了（皮特森的原型是麦卡锡的第一任丈夫哈罗德·乔斯鲁德）。雌雄同体的海伦娜写班级实时通讯录，肥胖的波姬总是和她的管家哈顿一起出现。她们中的女王雷姬——埃莉诺·伊斯雷克，来自伊利诺斯的森林湖，是一个在欧洲学习艺术的冷漠的唯美主义者，她在电影和小说中占据了大多的篇幅。影评家宝林·卡尔在1966年对卢梅的电影分析把高中写到，“等待雷姬的再次出现就像等待戈多一样。”一切等待都是值得的，雷姬是由年轻傲慢的甘蒂丝·柏根扮演的。知道雷姬从欧洲回来再次出现在大家面前时，大家才知道她是同性恋。

要写出这本书需要做很多事。1959年晚些时候，就是麦卡锡获得古根海姆授权的这一年，麦卡锡遇到了他的第四人丈夫也是最后一任丈夫，外交官詹姆斯·韦斯特。麦卡锡离开了她的第三任丈夫鲍登·布罗德沃特，而韦斯特离开了自己的第二任妻子玛格丽特。韦斯特调到了巴黎，夫妇在哪里买了一个很大的房子，麦卡锡接受了额外的写作任务来付房子装修的钱。

这让乔瓦诺维奇的人很为难，他们前期投入了巨大的资金并且想在印刷后很快的收到回报。此外，在1963年的早期，就是她应该完成她四月份的最后的手稿，麦卡锡话费了大量的精力来反抗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一个关于亲眼所见的阿道夫·艾希曼的审讯报道。他完全可以代表大屠杀机器的官僚，就像这篇报道最著名的话“平庸的恶”。这本书在《纽约客》上连载，并引起了巨大的争议，作者是麦卡锡的深爱并志同道合的朋友，政治理论家汉娜·阿伦特。

在他们搬去巴黎和艾希曼事件爆发之前，麦卡锡意识到她不能驾驭《群体》所描写的时间框架，从罗斯福的三十年代到艾森豪威尔的五十年代。1960年她告诉《巴黎评论》说“这些女孩本质上来说都是喜剧人物，很难去让她们发生点什么”。就像收到了神谕的指示，这些喜剧角色是不能学习和成长的。就算把时间框架剪到了7年，她还是不能使其圆满。“我失去了所有的希望”麦卡锡对阿伦特说“现在主要的事就是在乔瓦诺维奇设定的圈子中写下负担并前进。”当麦卡锡发现自己将要成为最畅销的作家时，她确实是，她写到“为这本书创造的令人兴奋的事感到激动。”麦卡锡是否使这些女孩的命运超出了事实只能由评论家们去断定了。

作者：劳拉·雅各布斯

译者：何方晴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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