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数十年脱贫思想的嬗变（下）

海外网7月30日讯 《经济学人》（Economist）近日发表题为《美国脱贫思想的历史渊源，直到最近几十年人们才就脱贫问题达成共识》的文章

全文（下）摘编如下：

相比之下，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观点则更为人性化。在他看来，贫困会造成社会和情感两方面的损失。为此，他也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支持税收再分配这一理念。亚当·斯密说：“富人应当为公共支出贡献出更多的力量[原文如此]，也就是说他们所缴纳的部分不单单以其收入比例来计算，而是应该高于这一比例。”遗憾的是，就连这位经济学之父也未能帮助人们永远摆脱贫困提出一个行之有效、一劳永逸的策略。

20世纪以来，查尔斯·布斯（Charles Booth）和希波姆·朗特里（Seebohm Rowntree）将贫困问题牢牢地刻在了公众意识当中。这一举动反过来又促使人们从经济原理的角度对减少贫困有了全新的思考。古典经济学派认为对经济增长起决定性制约作用的是社会储蓄总量。考虑到富人的储蓄比穷人多得多，这种理论实际上折射出了贫困人口的降低意味着经济增长率的下降的观点。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驳斥了这一观点，他认为，真正制约经济增长的，并非社会储蓄总量，而是社会消费总量。按照凯恩斯的理论，减少贫困才能真正意义上帮助经济增长。但直到20世 纪90年代，才有人对社会贫困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抑制了投资和创新的问题提出统一的理论框架。例如，该理论下得出的一些经济学模型表明，在获得信贷机会上的不平等是如何导致穷人比其他优秀的人更无力为自身的教育和商业进行投资，进而导致整个社会的经济增长都处于较低的水平。随后，专家学者又用无可辩驳的数据为上述理论提供了现实依据：在发展中国家，严重的初始贫困率会降低国家未来的经济增长速度。

牵强附会的联系

新的贫困理论同样颠覆了长久以来人们对穷人深处贫困泥淖中的原因的认知。而正是这种错误的认知一直给公众营造了“穷人都有不同程度的懒惰。他们经常酗酒，不具备遵守工作纪律的能力”的扭曲形象。时至今日，一些与之类似的观点依然会不时地喧嚣尘上，但是，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让许多人重新对“贫困主要因为穷人自己咎由自取”的观念进行了审视。与此同时，经济学模型的日益完善也让决策者们了解，低水平的教育、医疗保健以及营养状况是如何把人们困在贫困之中难以自拔的。政府为教育和医疗保险提供补贴的政策能够得以执行不单单是因为自身价值的缘故，更因为这些政策能够帮助穷人摆脱贫困。

“有条件现金转移支付”项目（conditional cash transfers）在全球如雨后春笋般的不断涌现，比如说巴西的“家庭补助金计划”（Bolsa Familia），正是把上述理论变为现实的合乎逻辑的发展。该计划规定，只要穷人把他们的孩子送去上学或者给孩子接种牛痘疫苗，政府就会一直给他们提供补助。在曼德维尔（Mandeville）所处的时代，穷人为了能过上更好的日子而把自己的孩子送去学校的观点听上去似乎有些荒谬可笑。“与工作比起来，上学是一种懒惰的表现。小孩儿在这种简单舒适的环境中生活的时间越长，他长大后就越难以完全适应艰苦劳作的体力劳动。”如今看来，这种论断似乎离我们很遥远，但在当时，它确实流行了很长的一段时间，而且这段时间很可能长的超乎你的想象。（刘洋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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