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背景下，美国对华政策再次调整，美国对中国国内局势的发展方向非常关心，为了使中国战后的发展局势更有利于配合战后美国的远东战略，美国开始介入国共两党的矛盾，在调处国共矛盾的过程中，美国逐步确立了“扶蒋反共”政策。

　　抗日战争爆发之初，中国共产党与美国政府之间，交往和接触都很少，双方互不了解。随着抗日形势的日趋恶化以及蒋介石政府反共倾向的日益显露，罗斯福政府开始关注中国的抗战局势。虽然美国还只承认蒋介石政权是中国的合法政府，跟共产党也没有太多的往来，但美国为了使中国的抗日力量不致因中国内耗而削弱，采取促蒋联共抗日的政策。

　　中途岛战役结束后，日本侵略势力节节败退，取得对日战争的胜利已经指日可待，而战后远东地区新秩序的安排成了美国决策者考虑的重点。此时的美国不再强调中国对日作战的能力，而侧重于使中国成为抵制苏联在亚洲扩张的缓冲地带，以便自己控制亚洲及太平洋地区。因此，美国政府在考虑国民党与共产党的问题时，一些人虽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已变成中国最有动力的力量”，“将必然会胜利”。[15]P(206)

　　但是，美国政府还是认为国民党显然要比共产党可靠些。蒋介石毕竟是美国的老关系，在中国造成了美国“花了两个世纪才得到的成就”[16]P(122)。1944 年 9月，赫尔利受命来华协调蒋介石、史迪威的关系，使美国战后对华政策初见倪端。后在美国国内战后对华政策的争论中，扶蒋反共政策占居上风。

　　抗战末期，美国“扶蒋反共”政策的形成的主要原因，是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逐渐向着世界反法西斯阵线的方向发展，美国对华政策也在由战时的短期政策向战后长远政策转变。如前文所述，美国政府希望战后亚洲出现一个能牵制日本和苏联，同时亲美的中国。

　　美国政府认为，扶持蒋介石政府最符合美国战后的国家利益。美国“扶蒋反共”政策的形成的另一个原因，跟美国外交政策中根深蒂固的反共意识形态有关。从1917年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美国就把共产主义当作是西方文明的最大威胁，一直处心积虑地想消灭它。苏联社会政权刚刚诞生时，美国等西方列强为首的协约国就对它发生了三次围攻，企图把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政权扼杀在摇篮中；之后，又对苏联长期实施制裁。

　　在20世纪30年代，德、日法西斯势力猖獗之时，又对法西斯分子采取绥靖政策，企图把法西斯这股祸水“东引”或“北引”，借德日法西斯之手消灭苏联。

　　当美国认为法西斯势力对世界秩序的威胁超过苏联对西方文明的威胁时，美国只得与苏联联手共同打击法西斯势力，当世界法西斯战争即将结束时，美国外交战略中反共因素又上升起来。美国外交中根深蒂固的反共思想必然会对其对华政策产生影响，按照美国政治家一般的逻辑，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同为共产党。一旦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当政，其政治态势必然亲苏。而国民党虽有众多让美国不满意的地方，但与共产党相比，美国还是宁愿选择国民党。

　　当然，美国这时“扶蒋反共”政策的目的，主要是在国共争端中片面支持国民党政府，压迫中共接受蒋介石的条件。但是，这一政策给战后中国的政治留下了无穷的祸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