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加大对华援助的力度。中美结盟后，美国加大了对华援助的数额。1942年2月，美国给中国巨额贷款5亿美元，超过了1937年到1941年7月贷款总数的两倍，而且未规定利率、偿还期、担保及借款用途。美国还加大了对中国租借物资的援助。根据1942年6月双方签订的《中美租借协定》，中国可以无偿获取美国大宗军事援助。据美方统计，战时美国对华租借援助总额8.46亿美元，其中除2000万美元须偿还外，其余都是无偿赠予。[10]P(1069)

　　第三，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一面与中国合作抗日，一面在世界反法西斯阵线中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如：在1941年12月—1941年1月举行的阿卡迪亚会议上，罗斯福不顾丘吉尔的反对，坚持将中国列入《联合国家宣言》4个领衔国之一，与美苏英并列。

　　1942年10月，美国宣布取消在华治外法权，并于次年1月与中国正式签订新约。10月，不顾苏联反对，支持中国作为《世界普遍安全宣言》的签字国。11月中美英发表的《开罗宣言》规定：中国应取得它作为四强之一的地位，并以平等的地位参与四强小组机构并参与制定该机构的一切决定。[11] P(448)

　　美国在这一时期与中国结成抗日同盟，既有短期的考虑又有长远的打算：短期来看，为了进一步实施它的“先欧后亚”的全球战略，美国希望通过与中国联合作战，让中国顶住日本，牵制更多的日本兵力，以解除美国以主力对付德、意的后顾之忧。

　　长远来看，这一政策是从美国战后全球战略来考量的。此时，美国总统罗斯福设想的战后国际新秩序是大国主导体制。美、英、苏、中“四个警察”应起支配作用。在大战时期，在英苏间出现分歧时，美国常充当调解人的角色。

　　如果战后这种状况继续下去，中国又站在美国一边，那么，美国实际上就凌驾于其他三国之上了。因而，美国力图通过战时与中国的结盟关系，增强对中国影响，为其战后的全球战略服务。

　　尽管美国为了其自身的利益，在提高中国国际地位方面做了一些工作，但美国是不可能真正把中国当成与其它大国平起平坐的一员的，更不用说与美国了。如：中国抗战时间最久，但获得的租借物资却不及英国的5%，苏联的15%，甚至还不如退居北非一隅的法国的半数。不仅如此，当时给英、苏的租借物资，货一上船，所有权即归英、苏，而给中国的租借物资即便运到中国，控制权仍在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手中。[12]P(602)

　　再如，1945年2月，美、苏、英三大国在雅尔塔会议达成的秘密谅解和妥协——《雅尔塔协定》，是以牺牲中国部分主权利益为交换的。协定事关中国主权，可是中国政府却被排除在会议之外。这就足以证明，作为四大国之一的中国，在国际交往中，甚至直接涉及本国主权的交涉中，仍然处于无权地位，中国仍然是大国强权政治的牺牲品。[13]P(277)

　　当然，美国试图通过战时的援华、结盟政策扩大对中国的影响这一目的是达到了。通过抗日战争时期两国关系的发展，中国国民政府对美国的依赖性更强了。抗战以前，国民党政府在外交上对西方大国采取的是平衡战略。

　　抗战爆发后，国民党政府曾寄希望列强调停中日间的冲突，但列强在这一问题上态度使国民党政府的希望成为泡影。后经过一年对列强对华政策的观察，蒋介石政府得出结论为：“英国老谋深算，说之匪易。俄国自有国策，求援无效。惟美为民主舆论之国，较易引起义侠之感。且罗斯福总统确有解决远东整个问题之怀抱。如舆论所向，国会赞同，则罗总统必能有所作为。”[14]P(973-974)从1938年10月起，蒋介石政府把对美外交作为主攻方向。

　　四、扶蒋反共政策（1945年4月—1945年8月）

　　1944年9月以后，国际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欧洲反法西斯战争已胜利在望，日本的失败也只是时间问题。对美国来说打击德日两国都将成为过去时，战后如何对付苏联的问题则日益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