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美国人观察以色列人,并从中看到他们自己影子的同时又总是不得不忍受我们身上别的一些染色体。以色列总是顽固地坚守自己的原则,奇怪的是,却吸引了美国人的眼球。这种吸引力包括基督徒式的以色列友爱,民主的亲和力(虽然有时会表现出明显的民主缺陷)以及犹太裔美国人当之无愧的重要地位,但三者有轻有重。如果你认为以色列是美国的傀儡——这其实是马哈茂德·艾哈迈迪内贾德及其亲信所犯下的一个错误——你最好再想想。准确的说,以色列的放荡不羁以及它对模仿与服从的不屑,提醒了美国人自己内心深处那自由的灵魂。(要说)以色列也会是一个很不合格的傀儡政权。因为我们太固执了。或许有人会说以色列像猪一样顽固,但这是一个十分蹩脚的比喻。
犹太裔美国人是很关键的一个章节,但远非故事的全貌。我这一辈是在一个遥远的山坳里长大的,这个山坳据说名为“美国大叔”——不是“山姆大叔”(Uncle Sam),而是“撒母耳大叔”(Uncle Shmuel)。Shmuel是怎样迫切地想要成为Sam的一部分,我们知之甚少。而今,当Shumel的孙辈们也有了圣经故事里的名字时(尽管他们的父亲名叫凯尔Kyle),这自信的一代常用新的方式来叩问以色列。以色列人当然也意识到了这愈演愈烈的矛盾,一方是自称“亲以色列”的传统主义者,另一方则对以色列提出了严肃的批评,比如像“犹太街”这样的组织。有些以色列人对此惶惶难安;但是其他人却如释重负——以色列内部的争论终于吻合美国那种舆论体系了。既然以色列公民猛烈抨击他们的政府而不会被指责为“反以色列”,为什么我们海外的朋友就不可以?然而有趣甚至不可思议的是,大量非犹太裔美国人对于以色列着了迷。单纯地将美国的对以政策归因于自身利益和犹太游说团体,就像是指责犹太人是金钱掠夺者的排犹言论一样——很简单,这样的解释性花招不成立。美以关系是当代的最佳实验室之一,它可以检验强烈情感,也许甚至是纯正的价值观念,以及传统的国家利益。
这让我想起了久远的过去。奥巴马在耶路撒冷发表演说时,在场的年轻学生观众或许对托马斯·杰斐逊一知半解,对泰迪·罗斯福更是毫无所知,但历史视角终究是一种个人见解。最终,那些真正重要的将会碾过现实的尘埃。
美以关系有过一些具有重大意义的时刻。亨利·基辛格曾经发表了所谓的“坚贞的爱”(tough love)的抢先版演说,它耐心地、并不无专横地瓦解了1973年“赎罪日战争”之后以色列和埃及签订的停火协议。吉米·卡特从那讨人喜欢的美埃和平的督办员转变为一个颇受质疑的贩卖以色列批评言论的小贩。比尔·克林顿同以色列人一起从奥斯陆协议那色彩晕眩的白日走向伊扎克·拉宾葬礼的灰色黎明。拉宾那两个词的墓志铭——再见,朋友!——很快成为一个文化流行词。乔治·布什同伊拉克展开血战,并支持以方与加沙的决裂,因此而获得了不少以色列粉丝和批评者。但是他们都比不上哈里·S·杜鲁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