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加大對華援助的力度。中美結盟后，美國加大了對華援助的數額。1942年2月，美國給中國巨額貸款5億美元，超過了1937年到1941年7月貸款總數的兩倍，而且未規定利率、償還期、擔保及借款用途。美國還加大了對中國租借物資的援助。根據1942年6月雙方簽訂的《中美租借協定》，中國可以無償獲取美國大宗軍事援助。據美方統計，戰時美國對華租借援助總額8.46億美元，其中除2000萬美元須償還外，其余都是無償贈予。[10]P(1069)

　　第三，提高中國的國際地位。太平洋戰爭爆發后，美國政府一面與中國合作抗日，一面在世界反法西斯陣線中提高中國的國際地位。如：在1941年12月—1941年1月舉行的阿卡迪亞會議上，羅斯福不顧丘吉爾的反對，堅持將中國列入《聯合國家宣言》4個領銜國之一，與美蘇英並列。

　　1942年10月，美國宣布取消在華治外法權，並於次年1月與中國正式簽訂新約。10月，不顧蘇聯反對，支持中國作為《世界普遍安全宣言》的簽字國。11月中美英發表的《開羅宣言》規定：中國應取得它作為四強之一的地位，並以平等的地位參與四強小組機構並參與制定該機構的一切決定。[11] P(448)

　　美國在這一時期與中國結成抗日同盟，既有短期的考慮又有長遠的打算：短期來看，為了進一步實施它的“先歐后亞”的全球戰略，美國希望通過與中國聯合作戰，讓中國頂住日本，牽制更多的日本兵力，以解除美國以主力對付德、意的后顧之憂。

　　長遠來看，這一政策是從美國戰后全球戰略來考量的。此時，美國總統羅斯福設想的戰后國際新秩序是大國主導體制。美、英、蘇、中“四個警察”應起支配作用。在大戰時期，在英蘇間出現分歧時，美國常充當調解人的角色。

　　如果戰后這種狀況繼續下去，中國又站在美國一邊，那麼，美國實際上就凌駕於其他三國之上了。因而，美國力圖通過戰時與中國的結盟關系，增強對中國影響，為其戰后的全球戰略服務。

　　盡管美國為了其自身的利益，在提高中國國際地位方面做了一些工作，但美國是不可能真正把中國當成與其它大國平起平坐的一員的，更不用說與美國了。如：中國抗戰時間最久，但獲得的租借物資卻不及英國的5%，蘇聯的15%，甚至還不如退居北非一隅的法國的半數。不僅如此，當時給英、蘇的租借物資，貨一上船，所有權即歸英、蘇，而給中國的租借物資即便運到中國，控制權仍在中國戰區參謀長史迪威手中。[12]P(602)

　　再如，1945年2月，美、蘇、英三大國在雅爾塔會議達成的秘密諒解和妥協——《雅爾塔協定》，是以犧牲中國部分主權利益為交換的。協定事關中國主權，可是中國政府卻被排除在會議之外。這就足以証明，作為四大國之一的中國，在國際交往中，甚至直接涉及本國主權的交涉中，仍然處於無權地位，中國仍然是大國強權政治的犧牲品。[13]P(277)

　　當然，美國試圖通過戰時的援華、結盟政策擴大對中國的影響這一目的是達到了。通過抗日戰爭時期兩國關系的發展，中國國民政府對美國的依賴性更強了。抗戰以前，國民黨政府在外交上對西方大國採取的是平衡戰略。

　　抗戰爆發后，國民黨政府曾寄希望列強調停中日間的沖突，但列強在這一問題上態度使國民黨政府的希望成為泡影。后經過一年對列強對華政策的觀察，蔣介石政府得出結論為：“英國老謀深算，說之匪易。俄國自有國策，求援無效。惟美為民主輿論之國，較易引起義俠之感。且羅斯福總統確有解決遠東整個問題之懷抱。如輿論所向，國會贊同，則羅總統必能有所作為。”[14]P(973-974)從1938年10月起，蔣介石政府把對美外交作為主攻方向。

　　四、扶蔣反共政策（1945年4月—1945年8月）

　　1944年9月以后，國際形勢發生了新的變化，歐洲反法西斯戰爭已勝利在望，日本的失敗也只是時間問題。對美國來說打擊德日兩國都將成為過去時，戰后如何對付蘇聯的問題則日益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