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網5月8日訊 美國雜志《讀者文摘新西蘭版》（Reader’s Digest New Zealand）4月刊發表題為《寬恕的面容》的文章。

全文摘編如下：

萊斯·布延遭到槍擊后，卻竭力挽救向他開槍的人。

2001年，美國五角大樓和世貿雙塔遭到了恐怖襲擊。十天之后，萊斯·布延也有了同樣的遭遇。

布延是一名孟加拉人，他曾在德克薩斯州的達拉斯城短暫居住過四個月，后因經濟狀況所迫輾轉來到紐約。2000年，他得到了幸運女神的眷顧，從幾百萬申請美國綠卡的人中脫穎而出，成為有幸拿到綠卡的那幾千人之一。盡管在移民社區工作的朋友曾警告過他德克薩斯州人可能對移民懷有敵意，布延還是心意已決，打算將他的未婚妻帶到美國，並在這兒盡快建立新家庭。當時有朋友答應給他提供一份工作和住所，另外在這兒還有很多繼續學習的機會，布延覺得留在達拉斯真是一件完美的事情。那年，他年滿27歲，信心滿滿地准備開始自己的新生活。

9月21日那天，正午剛過，因為朋友有事，布延就在德士古加油站多值了一班。這時，一個叫馬克·史特羅曼的人朝他走來。史特羅曼31歲，有4個孩子。他剃著光頭，是個癮君子，有很多犯罪記錄，身上還布滿了種族歧視的紋身。他走進加油站的迷你超市，當時布延正站在櫃台后面。史特羅曼手持短槍，在距離布延大約1.2米，准備開始自己的復仇行動。后來史特羅曼說，他所做的不過是9·11之后“成百萬美國人都想做的”。

當看到史特羅曼拿著雙管槍走進超市時，布延以為自己再次遇到搶劫犯了。第一次遇到搶劫犯時，布延還以為那人想要賣給他手槍呢，因為當地人經常想要賣給他一些諸如電視、手表之類偷來的東西。

布延問：“這手槍多少錢？”

那人卻扣上了扳機。

這一次，布延有所准備。他表現地很理智，用最快速度拿出了收銀機裡所有的錢。根據老板的要求，抽屜裡大約隻有150美元。布延對史特羅曼說：“先生，這是所有的錢。請不要朝我開槍。”

之后，史特羅曼問道：“你是哪裡人？”

雖然這有點讓人奇怪，但是自9·11之后，這個問題變得很稀鬆平常。事實上就在昨天，布延還同幾個友好的警察談論到伊斯蘭和地理問題。這幾個警察經常在這買飲料和零食。當知道不止阿拉伯人信奉伊斯蘭教后，他們表現地饒有興趣。

突然，布延聽到了一聲槍響。開始，他以為槍聲很遙遠，就像附近經常聽到的槍聲一樣。之后，他忽然感到渾身痙攣，就像“成百萬隻蜜蜂在叮他的臉”。他低頭看到鮮血從他右邊噴涌而出，就像從自來水管源源不斷地流出。他心想：我的大腦好像就要掉出來了，我得擋住它。布延立即用雙手捂住眩暈的頭部。他想：我今天會死掉嗎？

隨后，他倒在了地上。

馬克·史特羅曼后來告訴警察，他在追殺阿拉伯人。他聲稱自己有個妹妹在世貿雙塔遭到恐怖襲擊時遇難，但是沒有得到証實。布延是他槍下的第三個受害者。另外兩人分別是來自巴基斯坦和印度的移民，都不是阿拉伯人。雙雙遇難之后，他們撇下了各自的妻子和6個孩子。

遇害的印度人名叫瓦蘇戴夫·帕特爾，49歲，信仰印度教。史特羅曼因謀殺這名印度人受到了審判。同樣是在便利店，他用一把0.44口徑的手槍近距離殺害了帕特爾。店裡的攝像頭記錄下了一切。

審判中，史特羅曼沒有表現出絲毫悔意。2002年，他因槍殺帕特爾被判有罪，並判處死刑。在該州施行了新的反仇視罪法后，史特羅曼是此類案件中第一個遭到審判並被判處死刑的人。新反仇視罪法部分是由於小詹姆斯·伯德的死而制定的。小詹姆斯是一名來自德克薩斯州的非裔美國人，他被一輛輕運貨車拖行了五公裡，最終導致死亡。

布延頑強地活了下來，但是38顆小彈丸卻殘留在了他的臉上、頭皮和眼睛裡。由於他沒有醫保，受傷時也沒有人及時送他去醫院治療，導致了他右眼失明。現在，他看東西都是模模糊糊的。殘留的彈丸刺激著他的皮下神經，睡覺時也不能右側臥。如果理發師沒有注意他頭皮上的彈丸，剪發對他來說都變得十分痛苦。

自從受傷之后，他已經移除了兩個最讓他難以忍受的彈丸。移除彈丸的過程就像是古老的牙醫拔牙的過程，先是猛地一拔，隨后流很多血。最折磨人的彈丸是殘留在他前額正中央的那個。作為一名虔誠的穆斯林教徒，他每天要祈禱五次。每當他的前額碰到地板時，鑽心的疼痛就會襲來。由於長時間受到頭骨的作用力，這個小鉛丸漸漸被磨成了薄餅狀。母親經常說布延是個“硬腦殼”（意指頭腦冷靜），現在他自己也確信這一點了。最后，他決定移除這粒彈丸。

在史特羅曼被關押到死囚牢之后，布延竭盡全力繼續自己的生活。他沒有車、沒有錢，還要支付好幾萬美元的醫療費用。他失去了住所，當初帶他來到這裡的那位朋友，也就是他的老板現在覺得布延是個累贅。即便這樣，驕傲的內心令布延不願就此回國。他已經放棄了在孟加拉的未來，放棄了孟加拉的上流社會﹔他隻身來到美國，努力追尋自己的美國夢。他向親愛的父母保証過，一定要在美國取得成功，父母當時非常支持他的決定，並心甘情願出錢資助他。另外，他的未婚妻開始了一段新的感情，因為她不願再繼續等下去。布延已經一無所有了。

布延選擇留在達拉斯。他沒有床，隻能睡沙發。有很長一段時間，他害怕外出見人。那時他可能患有創傷后應激障礙，但是他沒錢進行咨詢。2003年，在祈禱了很多遍之后，布延決定去餐館找份服務生的工作。還有比這更好的工作來幫助他適應與別人接觸嗎？他在橄欖花園找到了第一份新工作。於此同時，紅十字會認定布延沒有資格享受其9·11基金的資助，最多隻能向他免費提供食物。布延固執地拒絕了。后來，在一名好心醫生的幫助下，一家由該州掌管的受害者補償基金會支付了布延的醫療費用。在大部分債務還清之后，他可以重新開一個銀行賬戶，租個像樣的公寓，申請信用卡，還能買輛車了。

布延有位伊斯蘭教堂的朋友開辦了一所計算機學校。2009年11月，布延在這家學校免費學習，同時他還創辦了自己的公司，推銷他和老師共同設計的餐廳軟件。此時，布延感覺自己有能力、有實力去兌現對真主阿拉的承諾了：開始去往麥加的朝聖之旅。之前，他曾以為這隻能是他的臨終遺願了。

因為父親已經去過麥加三次了，所以布延這次隻帶母親同行。麥加朝覲是伊斯蘭教五大基柱之一，而母親之前也從未有過神聖的朝覲之旅。兩人在麥加停留了整整一個月，同數百萬名教徒一起虔誠祈禱。

回到達拉斯后，布延像換了一個人似的。后來他解釋說：“我感覺我現在擔心的不是自己，而是那個叫馬克·史特羅曼的人。過去的九年他隻能在牢房裡等待死亡。”

“他也是人，同我一樣的人。”布延回想說。“的確，他犯了錯誤，而且是極其嚴重的錯誤，這點毫無疑問。但是《古蘭經》裡說的很明確，遇到我這種情況，你可以請求伸張正義，可以要求經濟賠償，也可以選擇寬容。一旦我選擇了寬容，那他就得到了寬恕，也就不用去坐牢了。既然我都原諒他了，再去懲罰他又有什麼意義呢？這就是伊斯蘭教義所在。我經歷了最可怕的事情，失去丈夫的兩位妻子和她們的孩子也經歷了巨大的痛苦。但是，現在即使殺了馬克·史特羅曼，我們也無法挽回失去的人和事。所以，我們應該拯救他。”

布延為人禮貌又有點頑皮，面帶可愛而?腆的微笑，經常哼著輕快的南非小調。為挽救史特羅曼，他發起了一場公共活動。他在網上忙著做調查，參加各種募集資金的活動，聽別人演講，並著手建立網站。后來，他遇到了南衛理公會大學的教授裡克·哈普林，后者與德克薩斯州的死刑法律已經斗爭了很長時間。在過去的十年中，盡管暴力犯罪數量有所下降，但是孤星之州（指德克薩斯州）平均每年執行22起死刑，這在死刑現代史上已經達到了最高點。

哈普林教授是國際特赦組織美國分會的前任理事會主席。在他的幫助下，2011年5月16日，距布延去麥加朝聖並承諾拯救史特羅曼18個月之后，《達拉斯晨報》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為“9·11復仇襲擊受害者孟加拉移民為施暴人尋求死緩”。

幾天后的《達拉斯晨報》中有一篇專欄文章說，布延為史特羅曼要求減刑，建議將死刑改判為終生監禁。

“我在很多年前就原諒史特羅曼了。”布延寫到。“我相信，那時的他太無知，無法分辨對錯，否則他是不會做出那種事的。”

“我相信，如果我們給他第二次生命，經過時間的沉澱，他的思想會不斷成熟，他就有機會認識到仇恨不會解決任何問題。也許，我們給了他這次機會，他的心靈會受到正面影響，他有可能成為反對仇視犯罪的代言人。”

但問題是：史特羅曼將會在兩個月后被執行死刑。具體日期已定，為2011年6月20日。

一夜之間，萊斯·布延變得世界聞名，他成了各大報紙、電視採訪、博客和新聞競相報道的主題。然而，布延的努力卻沒有取得任何進展。隨著史特羅曼死刑日期的日益臨近，布延在史特羅曼的律師和德克薩斯州官員之間不斷奔波。他深陷於法律和繁文縟節的泥潭之中，最終找到了一位名叫庫拉姆·瓦伊德的律師，后者願意免費受理其訴訟。

根據受害人權利法案，瓦伊德與反對死刑組織GRACE一道，將布延一案上訴至州法院。但越來越明顯的是，在州長裡克·佩裡掌管的德克薩斯州，任何交涉都是徒勞無功的。於是，布延及其團隊決定至少要爭取到一次與史特羅曼面對面的機會。

在執行死刑那天，法庭上仍在進行著最后時刻的辯論。布延最后一次嘗試著給監獄打電話，要求同史特羅曼對話。然而，他的這次嘗試還是失敗了。

過了一會兒，他又給以色列電影導演伊蘭·杰夫打電話，后者已經密切觀察了史特羅曼很多年。當時，杰夫正在監獄跟史特羅曼談話。他對布延說，史特羅曼已經對自己的罪行和種族歧視信仰感到后悔，而且讓史特羅曼尤為感動的是，布延無私地倡議為他減刑。

杰夫提出兩人可以通過揚聲電話進行交談，布延接受了這一提議。

布延的法律團隊也聚集到了一起。以下是杰夫錄下來的兩人部分對話：

“嘿，哥們。”史特羅曼用濃重的南方口音說。“謝謝你為我所做的一切。你啟迪了我的心靈，我發自內心地感謝你。”

“馬克，你應該知道，我現在正向最仁慈、最有同情心的上帝祈禱。我原諒你了，我並不恨你，我從來都沒有恨過你……”

“嘿，萊斯，他們讓我挂電話了。我過一會兒再試著打給你。”

電話線斷了。布延感到異常沮喪。“我再也沒有機會告訴他我為什麼原諒他了。”他嘆息道。他望著窗外，說：“這是最重要的，我卻沒能告訴他。這不是我想要的結果。”

下午8時53分，馬克·史特羅曼通過致命注射被執行死刑。

史特羅曼死后，布延開始了他社會活動家的征程，他的主要目標是反對仇視罪行。作為該項運動的一部分，他成立了“讓世界沒有仇恨”這一組織。幾乎每個周末他都要去不同的地方進行演講。他積極幫助史特羅曼不幸的女兒（大約20歲）和外孫，以及其他兩位受害者的家庭成員。此外，他為眾多捐贈者和志願者指引著方向，每天回復大量郵件，為寫書而忙碌，還要應對各種媒體的採訪要求。

史特羅曼死后兩個月，有媒體對布延進行了採訪。他在採訪中說：“大街上還有很多像史特羅曼這樣的人。在美國乃至全世界，仇恨還普遍存在。如果你不喜歡我的膚色、我的信仰、我的口音，那我也無力改變，因為我生來就是這樣。”對於未來的人生方向，布延也充滿了疑問——他是否應該放棄六位數年薪的IT工作，全心全意地投入到幫助別人的事業中？他相信那才是他的“宿命”。但是，他非常清楚自己想要表達的信息：“重要的是讓人們知道，不能因為彼此不同而相互仇視。如果一定要仇視些什麼，那就仇視這種錯誤的觀念吧。”

作者：麥克·賽格（著名暢銷書作家、《時尚先生》（Esquire）記者）

譯者：郝偉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