胜利日国历特辑：日俘在苏联的生与死

　　1948年，日本舞鹤港，由西伯利亚集中营遣返的日俘向迎接他们的医护人员挥手致意

　　死亡并不平等

　　从某种意义上说，苏联日军战俘的日常生活，应该被称为日常死亡才对。因为生存本身已经成为一种近乎兽类的本能，而无时无刻袭来的死亡反而更具有生活的气息。

　　比起冻死和饿死，疾病和瘟疫的死亡都已经算得上是善终，这些病人有时会被送进苏联军医院或是可怕的遗忘收容所。但对大部分战俘来说，这两者完全是一回事，在很多地区，进入医院等同于死亡，因为一般的医院里甚至连阿司匹林和止泻药也没有。肺结核病人只能任由其咳死在不断呛出的血痰里。医生不懂得消毒，凭着一腔蛮劲儿，用普通的剪刀为战俘剪掉冻伤的手指，用矿场里切金子的锯为战俘截肢，术后三四十天的高烧和几乎百发百中的感染使很多战俘命丧黄泉。

　　对战俘来说，恶劣的环境让死神满载而归是件无可奈何的事情，毕竟在面对死亡这方面，大家似乎取得了平等。但内部的魔鬼却也在向死亡进行残忍的献祭，就更为令人发指。

　　从表面上看，吉村是个相当平庸的人，“下巴方而宽”。但和他接触长了，便会发现他有一双“蛇蝎般冷酷的眼睛”。正是这个乌兰巴托西北部羊毛厂战俘收容所里的队长，发明了“祈祷天明”这种听起来很美的私刑惩罚。吉村规定他手下的战俘必须每天早晨四点半起床，早饭前每人必须从两公里外的山上运回两根木头，早饭后，则是连续八个小时的烧砖、纺羊毛和凿石头以及收木筏的工作，直到晚上九点半才结束。如果有人完不成任务，吉村便会罚这个人脱光衣服，绑在树上，站在户外“祈祷天明”，而吉村和他的同伙却在屋里饮酒作乐。天寒地冻加上饥肠辘辘，到天明时，这个战俘往往只剩下低低的啜泣，然后便断了气。

　　吉村并不是唯一以虐待难友为乐的战俘队长，这种同胞之间的虐待看起来简直不可思议，但却真实发生，人性卑污的劣根似乎不能完全解答这一点。事实上，苏联人很愿意看到这一点，甚至还大力鼓励这种以上欺下的行径。很多收容所的情况就像是军国主义和极权主义杂交出来的魔种，原先的军官要求下级绝对地服从，否则暴力相向，而苏联士兵则在旁边冷眼旁观，或者饶有兴致地添油加火，观看这种“动物打架的行为”。

　　战俘营里的官兵待遇也各有等差，军官往往在分配食物时独霸最大的一份。死亡的平等就这样被轻易地破坏了。一名叫村山常雄的战俘，在离开西伯利亚后统计了46300名死亡战俘，结果将校死亡只占死亡总人数的1.5%，下级士官也只有8.3%，剩下的90.2%全是像他一样的普通士兵。至于死亡的总数则至今是个争论不休的数字，苏联官方从来没有通报过一个直接的数字和死亡名单，死亡数字总是两千、三千的一点一点从牙缝中挤出来，把悲伤的消息一点点地透露给日本国内的家属，日本自己的统计数字则是5.5万人左右。日本的民间却流传着死亡人数实际上超过20万人的说法，在这个说法中，到西伯利亚的行进途中就有4万人死亡，而后来的奴隶劳动则造成16万人死亡。

　　尽管这些战俘一直在西伯利亚冰冷的荒原上被人遗忘地劳动，但日本国内却一直坚持不懈想方设法地接他们回国。在日本政府和国人看来，这些所谓的战俘是被苏联非法扣押的拘留者，日本与苏联交流最频繁的舞鹤港上，被战俘家属挂满了自己丈夫和儿子的照片，希望从港口下船的人能认出某个人的面孔，或者至少带来一点战俘们的消息。为了迎回自己的国民，日本政府答应了苏联政府提出的7760万美元的巨额遣送费，用必需的商品作为抵偿。

　　这些努力最终换回了51万名战俘的归来。日本共产党领袖德田球一暗中向苏联当局提出要求，“俘虏的日本人不经过共产主义教育，不能让其回国”，苏联政府对这个想法相当赞赏，认为这样可以将日本战俘改造成埋在日本国内的一颗共产主义革命的定时炸弹。活着的人不得不“高声大嗓地唱《红旗歌》和《国际歌》，并且表达自己对斯大林同志和共产主义的无比热爱之情”，才被允许返回自己的祖国。

　　舞鹤港成了一个悲欣交集的地方，走下船的日本战俘会被久久等在码头的亲人拥在怀中，寒冷、饥饿、死亡、凌辱、劳累，都已经成为记忆的一部分。但这记忆仍会时时触碰灵魂最痛的地方。（李夏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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