胜利日国历特辑：日俘在苏联的生与死

　　向苏联红军集体缴械投降的日本汽车部队

　　通向地狱之路

　　在过去的几天里，元宗鹤感到自己正在演出一场“可怖的闹剧”。这个日本人所谓的“半岛人”在8天前才被强征入伍，主要任务是往信封里装沙子，好用来“打眯苏联坦克驾驶员的眼睛”。而现在，他和其他几名朝鲜同胞的计划是，当眼前这些狂性大作的日本官兵集体“玉碎”后，用炸弹清理现场，然后再借机逃跑。

　　但“玉碎”的场景却没有展现在元宗鹤眼前，他只看到了前戏——当军营中队长抱着炸雷跪倒在野战炮前的高潮终于来临时，一纸大队长发布的自杀禁令及时送达，阻止了这场闹剧的继续。这并非是因为大队长轸念生命慈悲为怀，而是出于担心，根据与苏军签订的和约，他要将这批军队如数送交苏军手中——这群侥幸逃脱“玉碎”命运的残兵很快将面对新的命运：战俘。这天深夜，在“朦胧的月光”下，元宗鹤将伍长交给他的一把手枪藏在准备逃跑用的苦力服里，打成一个包袱，打算一有机会就逃跑。

　　第二天，经过了两个小时的长途跋涉，在躲过了苏军的空袭误炸后，元宗鹤和他的小队终于来到了苏军受降处。

　　还没到达入口处，元就听到一声枪响，一名被搜身的日军军官抽出手枪试图顽抗，但还没来得及放枪，就被在旁警戒的苏军枪杀了。元竭力装出泰然自若的样子，自己打开行李表示合作，在提起那件苦力服时，他顺手把藏在里面的手枪抓牢再抖，终于顺利通关，和其他人一样被关进铁丝网里。进了收容所的元宗鹤迅速把手枪埋进了厕所里，直到此时，他才预感到“逃回家乡已经无望”。

　　元宗鹤的遭遇是成千上万缴械投降的关东军战俘之一。到底有多少日本士兵放下武器后被关进苏军收容所仍然是个未知数，苏联方面公布的战俘数字是59.4万人，远远超过关东军总参谋长秦彦三郎向苏军报告的45万这个数字。但实际上，这两个数字都同样水分不少。秦彦三郎试图将停战前被强征的16万新兵刨除在外，在他看来，这些毫无军事经验的新兵不应对战争负有任何责任。8月17日，就在苏军正式受降之前，关东军司令部暗中下令，示意各地驻军赶在苏军进城之前，迅速解散应征而来的士兵。但苏联人却不这样认为，在他们看来，只要是身着军装的人，哪怕是出现在军事设施中人，都应当被看作战利品。

　　户村幸一就是这些苏军抓获的战利品之一。他本来是满洲建国大学第七期的学生，苏军突然进攻使他在8月12日被临时征召为“第二国民兵”。这些士兵刚刚学会用电影胶卷捆炸弹，就迎来了终战广播。但因为相信留在部队，可以作为战俘被苏军送往符拉迪沃斯托克早日送回日本，所以户村没有脱下军装，这最终将证明是个巨大的错误。

　　斋藤邦雄和其他战俘们一同被押上一列火车。车厢都是用很粗糙的木头钉成的，外面被涂成暗红色，东北当地人称之为“苏联瓦罐”。车厢的门鼻都用粗铁丝拧着，只有在上部开着一个车窗当通气孔，厕所则是地板上的一个30厘米见方的小孔。斋藤和一百多名战俘就一同被挤在这样一个狭小、腥臭的车厢里。9月初，元宗鹤被苏军驱赶着跟随关东军野战炮兵大队千余名战俘一起上路时，脑海里只剩下铁丝网里漫长而无聊的俘虏生活。他甚至没有斋藤邦雄挤在逼仄车厢里的运气，前进的每一公里都需要用自己的脚来丈量。

　　就像那个12岁的中国孩子崔凤成所看到的，每一列长达数百米的狼狈的日俘队伍，都由荷枪实弹的苏联士兵骑马押解。这些苏联士兵背上的冲锋枪绝非摆设，老弱病残的战俘使它们胃口大开。“我们假装没有看见那些年老的士兵——他们或蹲在，或已经倒伏路旁”，一位战俘回忆道：“在我们身后，自动步枪的声音不时传来，回荡在四周林间，我们沉默地向前跋涉，心想，‘啊，又死一个’”。

　　9月10日，元宗鹤的这队日俘终于来到一个叫黑河的边境小城，本来以为可以暂时休息，却看到一艘汽船从对岸驶来。直到这群战俘踏上汽船的那一刻，他们才知道自己此行的目的不是回国，而是前往苏联。“当汽船驶到江中时，有个日本人纵身跳进江里，转眼之间被滔滔巨浪卷走了”。

　　对元宗鹤这些侥幸活下来的战俘来说，他们很快会发现那个投江自尽的家伙是多么明智，就像那些在8月15日集体自杀的人们一样——死亡同样也是一种逃避，用来逃避活着见证地狱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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