胜利日国历特辑：日俘在苏联的生与死

　　1945年8月，关东军部分将官在沈阳投降后被运往苏军后方

　　极寒地狱

　　事实上，在这群日俘被苏军的押解下一路北上时，几乎没有人知道自己的最终目的地是苏联。很多人听说过《波茨坦公告》，相信苏联会履行其中“日本军队在完全解除武装以后，将被允许返其家乡，得有和平及生产生活之机会”的条款，一些负责押解的苏联士兵也是这样告诉这些战俘的。

　　穗苅甲子男同样也沉浸在这种返乡的幻想之中，尤其是当押送战俘的列车抵达双城子（乌苏里斯克）时，这种幻想就变得更加真切，人们开始相信列车会把他们送到海参崴，然后在那里登船返回日本。但当列车再次开动时，幻想带来的喜悦开始逐渐被忧虑的揣测所取代，因为列车的方向不是海参崴所在的南边，而是一直向北，到了伯力又一路向西，到最后，这些无凭无据的揣测也渐渐失去了活力，沉寂下来。当火车驶过一大片水面的时候，已经失去了方向感的日俘们开始惊叫欢呼，挤到门缝前，打算看一看“日本海”，但车站外的车牌告诉了他们真相——贝加尔湖。

　　在苏联人看来，这个谎言却是必要的，因为他们相信如果一开始就告诉这些战俘他们的目的地是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亚劳改营，那一定会造成极大的恐慌和混乱。负责押送的苏联士兵开的枪已经够多了，每一颗子弹都很珍贵，至少比这些战俘的生命更值钱。

　　这个谎言在苏军出兵东北时就已经初具雏形。苏联人有自己的理由，他们是这场世界大战中牺牲最大的国家，超过2700万人死在战场上或是消失在苏联关押自己被遣返战俘的劳改营里，直到战后15年，苏联20到30岁的青年人口男女比率仍是6:10，满目荒夷的战后大地亟须输入新血来恢复活力，这些来自各国的战俘就成为最适合不过的劳动力。8月23日，也就是苏军与关东军签署正式投降协定的5天后，苏联国防委员会通过了第9898号《关于日军战俘的接收、安置、劳动使用》决议。

　　在这份出自一个计划经济已经高度成熟的政权之手的文件中，各人民委员部的战俘人员分配精确到了个位数，从人数最多的内务、建筑工业、林业、煤炭、冶金一直到人数最少的海军、河运和造船工业，近60万日军战俘被精致而科学地分配到不同的行业之中。“质量最好”的战俘会被送进斯大林和贝利亚亲自“关怀”之下的直系收容所，享受和苏联正统的古拉格劳改犯一样的待遇；其他战俘则分别送进各企业管理的战俘营和武装力量部管理的战俘营，他们的“待遇”也许不如直系战俘营那样管理得“系统而有序”，纪律会比较松散，但工作环境可能会更加严苛。

　　穗苅甲子男所在的收容所建在伊赛图的一个空旷山谷里，四面全是莽莽无边的原始森林。这座收容所只是分布在苏联深林荒原中的267个收容所下2112个分营当中的一个。尽管日后逃出生天的日俘将自己称为“西伯利亚拘留者”，但实际上，西伯利亚的收容所只是数量上最大而已。在整个苏联的大地上，从阿尔泰山区到哈萨克，从赤塔到蒙古，从哈巴罗夫到伊尔库茨克，苏联的势力所及之处，到处都分布着日军收容所。一名叫江部忠夫的日俘就被分派到蒙古收容所，尽管在伪满洲国时代，“日满蒙一家共存共荣”是最响亮的宣传口号之一，但这并没有阻止蒙古兵“用刺刀抵着，将我们装上卡车”，送往“神奇土地的首都乌兰巴托”。在两年的时间中，13000名战俘有超过1600名死于高强度的体力劳动。

　　相比来说，穗苅的收容所因为太过偏远，所以并没有遭受如此严苛的看守，斯大林在9898号决议中为关押这些日军战俘特批的800吨带刺铁丝网显然也没有用在这里，甚至连巡逻的岗哨也没有。但同样的，官僚体制下达的命令常常只是一纸空文，决议中优待战俘的条款也从未被遵守，大多数战俘抵达收容所时，身上还穿着关东军的夏装。穗苅不得不在没有手套、棉鞋、棉帽的情况下，冒着12月的寒风搬运粗大的原木。“手指、脚趾变得干燥，然后变成黑色，开始溃烂，一块块往下掉肉”，为了保住性命，很多人不得不截掉手脚。这种缺少御寒衣物的情况极为常见。在苏联人看来，这些日本战俘不过是庞大机器中的一颗微不足道、随时可以被替换的零件。西伯利亚的极寒荒原会慢慢咀嚼这些牺牲品，直到他们的身体成为滋养这片不毛之地的肥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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