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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溥仪（右）在苏军押解下自苏联伯力战俘营飞抵日本横滨厚木机场，以证人身份出庭东京审判
劳役的饿鬼
每当碰到自己的大腿，山本善丸就会想起伊尔库茨克漫长的、寒冷的、缺衣少被的冬天，还有脱得一丝不挂，冻得上牙打下牙地站着，被神情严肃的苏联女军医检查身体的情景。这种检查名义上是记录每名战俘的健康状况，但实际上，只是“捏捏肚子和屁股的表皮，以胖瘦决定身体的状况。”根据肉的厚薄，这些战俘会被分为三等。
没人愿意分在第一等。那些“屁股上肉最多”的人，可能是最不幸的一群，因为这些“最健康”的人必须从事最重的体力劳动：伐木、采石、搬出枕木和模板、房屋建筑、铺设铁轨。早在1946年3月2日，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就下达了《最大限度利用德国人及日本战俘》的指令。阿穆尔河上的共青城不仅仅是那些风华正茂的年青共青团员辛勤汗水的杰作，更是39400名日本战俘苦役劳动的产品。如果在矿区的话，这些身材矮小的日本人被当作是最合适的挖掘机器，他们会被派遣到最危险的狭窄矿洞里，在完全没有任何安全设施的情况下安装炸药或是架设框架。即使他们逃过了频繁发生的矿难，粉尘和窒息也会时时刻刻要了他们的命。
但最不幸的是那些在“特殊机构”工作的日俘，在负责开发原子弹的车里雅宾斯克—40工程场地中，荷枪实弹的苏联士兵严密地监视着这些日本战俘的一举一动。1949年7月底，就在原子弹试爆之前的一个月，苏联政府下达指示，“参与了与制造原子弹相关的重要特殊工程建设的各类战俘和犯人都应成为幽灵”。
如果被分在了二三等，也并不意味着他们就能逃脱苦役的厄运。苏联人对日本战俘的顺从和卖力赞赏有加，“在很长时间里苏联都不太愿意释放这些日本战俘回国。”
但最具有黑色幽默的一点是，高强度的劳动，反而与刺骨寒冷下的缺衣少被相得益彰。从某种意义上讲，“生命在于运动”这句话非常适合成为收容所的座右铭，到了户外，不运动血液就有可能冻住，甚至可能会冻死在这片被遗忘的冰雪荒原之中。
尽管高强度的劳动可以给身体带来暖和起来的假象，但身体真正的热量来源，却是食物。为了体现共产主义人道的优越性，1945年9月28日通过的《日本战俘粮食供给标准》无比精细地规定了每天的食物数量。即使这个标准距离《日内瓦公约》的标准仍有相当的距离，但对这些饥寒交迫的战俘来说，也是令人满意的，当然，前提是它真的被认真执行了。
但事实上，几乎没有任何一名日军战俘体会过苏联政府的人道关怀，在穗苅甲子男的记忆里，从冬到夏，从春到秋，每一天的两顿饭都是黑面包和土豆泥，外加半桶红茶水或是略有咸味的菜汤。一块3公斤的黑面包，要分给16个人，即使分配得再平均，每人也只能大致分配到190克。但这已经是最好的情况。
在那些更加贫乏的收容所里，所有可以果腹的东西都成为人们搜求竞逐的目标：猫、狗，甚至是鼹鼠、野鼠、青蛙和蛇。在安吉连收容所，苏联士兵会用“恐惧轻蔑的眼神”盯着日本兵们“平静地吃着蛇和狗”，而且“因为第一年捕猎得太多了，以至于第二年春天时，几乎见不到蛇了”。
责编：邢若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