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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波兰南部的奥斯维辛集中营。
1939年，德国侵占波兰，我参加了抵抗战斗，但被俘虏了。后来，我侥幸从战俘营逃出来，想到法国参军，继续战斗。我走到捷克斯洛伐克时被德军抓住，又被送回波兰的监狱。1940年6月14日是我一生也无法忘记的一天。德国监狱长把挑选出的728名犯人赶上了火车，20岁的我就在其中。
虽然我们不知道要去哪里，但在火车上每个人都有座位，我还以为要被送去某个地方劳动。几个小时后，火车到了克拉科夫，火车站的场景让我很难受：德国人唱着、跳着、欢呼着——法国投降了！我原本还想去法国参军，结果巴黎却沦陷了。火车驶出克拉科夫后，再次停下来时就是奥斯维辛，不见了欢呼的人群，只有几个凶恶的党卫军士兵等着我们。搜过身后，一个党卫军军官大声训话：“告诉你们，这里不是疗养院，是集中营。在这里最长可以活3个月，犹太人和牧师最多活6周。出去的路只有一条，就是焚尸房的烟囱！”
训话结束后，我们每人拿到一张卡片，在上面填写姓名、职业、嘴里镶的金牙数，还有家族病史。每个人都有编号，我是121号。后来关押的人越来越多，为了便于管理，党卫军就把编号刺在我们身上。
奥斯维辛的幸存者大多是像我这样第一批进来的人。原因很简单，集中营成立之初，很多“管理岗位”空缺，党卫军只能在犯人里选一些。我被分配到为党卫军服务的美容用品店，每天从仓库取货，还要打扫卫生。很讽刺的是，我每天都要打扫四五次集中营大门——大门上写着“劳动带来自由”。除了商店，在集中营的食堂、药店和医院工作的犯人也有更多幸存的可能。因为这些岗位上的犯人更容易得到德国人的“尊重”，也能偷点吃的。但要特别小心，千万不能惹恼了德国人。
后来，我得到了一个给纳粹指挥官胡斯理发的工作。前任理发师是个同情犯人的德国人，偷偷地给犯人东西。党卫军发现后把他关进了禁闭室。我担任临时理发师后，胡斯比较满意，所以就长期留任了。不过，我被禁止和党卫军军官交谈。替他们理发的几年里，我不敢和他们说一句话。
1944年底，有个消息在囚犯中悄悄传开：苏军离奥斯维辛越来越近了。1945年元旦过后，飞机频繁飞过集中营上空，再后来，我们甚至隐约听到了炮声。大家都憧憬着离开集中营的日子，我甚至偷偷做着回家的准备。但突然有一天，我和几十个犯人被转押到奥地利毛特豪森集中营。那里关押过20万人，有10万人被迫害致死。在毛特豪森集中营，我又熬了4个月。直到5月5日，美国军队开进了集中营，我自由了。
我和几位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幸存者联系上了。他们告诉我，在我们被转押离开后不久，苏军解放了奥斯维辛。那天，雪下得很大，他们隐约看到远处有很多人穿着白色的迷彩军服。他们以为这是被纳粹运来的新囚犯，所以都待在囚房里不敢动。但是等这些人走进来之后，他们看出是军人，而且不是纳粹军人！他们兴奋得像疯子一样跑了过去，不停地拥抱、亲吻他们。苏军掏出身上的饼干和巧克力分给了他们，称呼他们为“幸存者”。
后来，我读了大学，毕业后在一座小镇上教书，离奥斯维辛只有100公里。这几十年，我虽然过着正常人的生活，却始终忘不了集中营里的日子。我每天都能看到死去同伴的脸：他们被送进毒气室时的惊恐，被饥饿和病痛折磨致死前的痛苦……这些画面无时无刻不在我眼前浮现，怎么也忘不了。
责编：邢若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