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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5月8日，马尔钦科接受记者采访。（本刊记者 张建魁 摄）
1941年6月22日，德军入侵苏联，当时我17岁，读9年级。那天中午12点，莫洛托夫发表广播讲话，号召全国人民抗击德军。我和同学们听到这一消息，都很气愤，跟着大人们走上街头，要求参军上前线。
一周后，我们就拿到了武器，有枪也有炮，大家有的当了步兵，有的当了炮兵，还有的当了装甲兵或骑兵。我成了一名步兵，加入了莫斯科民兵第二十一步兵师。
7月7日，部队开拔了。我们向着距莫斯科西南方向近400公里的斯摩棱斯克前线进发，那里是通往莫斯科的重要据点。
我在学校里曾接受过很好的军事训练，体能和军事技术都比较过硬。但在斯摩棱斯克战役中，我看到身边的战友一个个倒下，心里确实害怕。我只能告诉自己害怕是没有用的，必须经历它，适应它。
在一次战斗中，我和德军直接遭遇了。在战友的掩护下，我干掉了3个前来偷袭的德军士兵。但在撤退时，我一不小心掉进了沼泽地，幸亏旁边的战友把手中的枪伸了过来，我抓住枪管才爬出来。就是这位战友，两天后被德军的炮弹炸死了。我非常怀念他，每年都要到纪念碑前给他献花。
9月中旬，德军绕过了斯摩棱斯克，向莫斯科逼近，我就随部队撤往莫斯科南郊，驻扎在距离市中心不到100公里的地方，投入莫斯科保卫战。
德军入侵之前，莫斯科是个坐落在森林中的花园城市，地铁已经通了6年，基础设施十分现代化。纳粹的铁蹄改变了这一切。为了备战，莫斯科市数百万居民同仇敌忾，在城内外构筑了层层叠叠的防御工事和纵横交错的战壕。
德军扬言要在10天内拿下莫斯科。10月2日起，德国180万大军从西、北、南三面向莫斯科发起进攻，其中西北方向的攻势最强劲，一度打到距离克里姆林宫仅32公里的波良纳。德国陆军元帅博克登上那里的一座塔楼，用望远镜眺望，激动地说：“我终于看到克里姆林宫的房顶了！”
当时战况非常惨烈。有的团一次战斗下来，只剩下几十个人甚至几个人。我们这一批学生兵，原来有1万多人，战后仅剩1000多人。我常常翻看我们班9年级时拍的合照，那些同学有的牺牲了，有的失踪了。还有很多莫斯科家庭是全家多人上前线，有的父子牺牲在同一个战壕里。我们家也是好几个人上前线，我的哥哥就在莫斯科保卫战中牺牲了。
全国各地的兵力都被调集来保卫莫斯科。有的地方对德军形成内外夹击，这也是对莫斯科形成多层防御。我要向你们介绍我的一位战友库兹明科·尼基季奇，他今年93岁了。当年他所在的第十六集团军三二四步兵师就驻扎在莫斯科西南200多公里的地方，与我们驻扎在近郊的部队内外配合，夹击德军。
有一次，库兹明科去查哨，没有带枪，只带了一把马刀。在回师部的路上，他无意中发现了一小股企图偷袭师部的德军。这时，他已来不及去报告，就抽出马刀，高喊着“德国兵来了”，向敌人冲了过去。他这一喊给自己的部队报了信，哨兵听到喊声，鸣枪报警。这股德军一看大事不妙，调头逃走了。库兹明科的机智勇敢让三二四师避免了一次灾难。
还有一次，第十六集团军制定了一个攻击德军的秘密行动，要求他们师的九十七团配合，但电话和无线电都联系不上。师长把联络任务交给了库兹明科，让他亲自去传达。但九十七团和师部被德军隔开了，要想完成任务，必须穿越德军防区。库兹明科只带了两名士兵就出发了。在一条水沟旁，他们被德军发现了。突围过程中，一名士兵中弹，倒在了水沟里。他和另一名士兵眼看就要穿过德军防区了，一枚炮弹在他们身后炸响。库兹明科回头一看，另一名士兵也倒在血泊中，头都没了。他自己的腰部也被弹片击中，但他坚持赶到了九十七团，传达了军部指令。后来，九十七团执行的突击行动很成功，消灭了2000多名德军士兵。库兹明科也因此得到了一枚勋章。
在莫斯科军民的顽强抵抗下，德军的“闪电”行动一次次被遏制，变成了持久战。历时近7个月，德军最终败退。
当然，我们能够胜利，也离不开天时地利的因素。德军原计划在严寒到来之前拿下莫斯科，但被我们拖住了。天气一冷，德军缺少防寒衣物，运输车辆的油料也不抗冻，大批武器和装备瘫痪。而我们既有防冻抗寒的棉衣、皮靴，又有挖好的战壕可以御寒。天气越冷，双方战斗力的悬殊就越大。可以说，连老天也要消灭德国侵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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