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网5月8日讯 美国杂志《读者文摘新西兰版》（Reader’s Digest New Zealand）4月刊发表题为《宽恕的面容》的文章。

全文摘编如下：

莱斯·布延遭到枪击后，却竭力挽救向他开枪的人。

2001年，美国五角大楼和世贸双塔遭到了恐怖袭击。十天之后，莱斯·布延也有了同样的遭遇。

布延是一名孟加拉人，他曾在德克萨斯州的达拉斯城短暂居住过四个月，后因经济状况所迫辗转来到纽约。2000年，他得到了幸运女神的眷顾，从几百万申请美国绿卡的人中脱颖而出，成为有幸拿到绿卡的那几千人之一。尽管在移民社区工作的朋友曾警告过他德克萨斯州人可能对移民怀有敌意，布延还是心意已决，打算将他的未婚妻带到美国，并在这儿尽快建立新家庭。当时有朋友答应给他提供一份工作和住所，另外在这儿还有很多继续学习的机会，布延觉得留在达拉斯真是一件完美的事情。那年，他年满27岁，信心满满地准备开始自己的新生活。

9月21日那天，正午刚过，因为朋友有事，布延就在德士古加油站多值了一班。这时，一个叫马克·史特罗曼的人朝他走来。史特罗曼31岁，有4个孩子。他剃着光头，是个瘾君子，有很多犯罪记录，身上还布满了种族歧视的纹身。他走进加油站的迷你超市，当时布延正站在柜台后面。史特罗曼手持短枪，在距离布延大约1.2米，准备开始自己的复仇行动。后来史特罗曼说，他所做的不过是9·11之后“成百万美国人都想做的”。

当看到史特罗曼拿着双管枪走进超市时，布延以为自己再次遇到抢劫犯了。第一次遇到抢劫犯时，布延还以为那人想要卖给他手枪呢，因为当地人经常想要卖给他一些诸如电视、手表之类偷来的东西。

布延问：“这手枪多少钱？”

那人却扣上了扳机。

这一次，布延有所准备。他表现地很理智，用最快速度拿出了收银机里所有的钱。根据老板的要求，抽屉里大约只有150美元。布延对史特罗曼说：“先生，这是所有的钱。请不要朝我开枪。”

之后，史特罗曼问道：“你是哪里人？”

虽然这有点让人奇怪，但是自9·11之后，这个问题变得很稀松平常。事实上就在昨天，布延还同几个友好的警察谈论到伊斯兰和地理问题。这几个警察经常在这买饮料和零食。当知道不止阿拉伯人信奉伊斯兰教后，他们表现地饶有兴趣。

突然，布延听到了一声枪响。开始，他以为枪声很遥远，就像附近经常听到的枪声一样。之后，他忽然感到浑身痉挛，就像“成百万只蜜蜂在叮他的脸”。他低头看到鲜血从他右边喷涌而出，就像从自来水管源源不断地流出。他心想：我的大脑好像就要掉出来了，我得挡住它。布延立即用双手捂住眩晕的头部。他想：我今天会死掉吗？

随后，他倒在了地上。

马克·史特罗曼后来告诉警察，他在追杀阿拉伯人。他声称自己有个妹妹在世贸双塔遭到恐怖袭击时遇难，但是没有得到证实。布延是他枪下的第三个受害者。另外两人分别是来自巴基斯坦和印度的移民，都不是阿拉伯人。双双遇难之后，他们撇下了各自的妻子和6个孩子。

遇害的印度人名叫瓦苏戴夫·帕特尔，49岁，信仰印度教。史特罗曼因谋杀这名印度人受到了审判。同样是在便利店，他用一把0.44口径的手枪近距离杀害了帕特尔。店里的摄像头记录下了一切。

审判中，史特罗曼没有表现出丝毫悔意。2002年，他因枪杀帕特尔被判有罪，并判处死刑。在该州施行了新的反仇视罪法后，史特罗曼是此类案件中第一个遭到审判并被判处死刑的人。新反仇视罪法部分是由于小詹姆斯·伯德的死而制定的。小詹姆斯是一名来自德克萨斯州的非裔美国人，他被一辆轻运货车拖行了五公里，最终导致死亡。

布延顽强地活了下来，但是38颗小弹丸却残留在了他的脸上、头皮和眼睛里。由于他没有医保，受伤时也没有人及时送他去医院治疗，导致了他右眼失明。现在，他看东西都是模模糊糊的。残留的弹丸刺激着他的皮下神经，睡觉时也不能右侧卧。如果理发师没有注意他头皮上的弹丸，剪发对他来说都变得十分痛苦。

自从受伤之后，他已经移除了两个最让他难以忍受的弹丸。移除弹丸的过程就像是古老的牙医拔牙的过程，先是猛地一拔，随后流很多血。最折磨人的弹丸是残留在他前额正中央的那个。作为一名虔诚的穆斯林教徒，他每天要祈祷五次。每当他的前额碰到地板时，钻心的疼痛就会袭来。由于长时间受到头骨的作用力，这个小铅丸渐渐被磨成了薄饼状。母亲经常说布延是个“硬脑壳”（意指头脑冷静），现在他自己也确信这一点了。最后，他决定移除这粒弹丸。

在史特罗曼被关押到死囚牢之后，布延竭尽全力继续自己的生活。他没有车、没有钱，还要支付好几万美元的医疗费用。他失去了住所，当初带他来到这里的那位朋友，也就是他的老板现在觉得布延是个累赘。即便这样，骄傲的内心令布延不愿就此回国。他已经放弃了在孟加拉的未来，放弃了孟加拉的上流社会；他只身来到美国，努力追寻自己的美国梦。他向亲爱的父母保证过，一定要在美国取得成功，父母当时非常支持他的决定，并心甘情愿出钱资助他。另外，他的未婚妻开始了一段新的感情，因为她不愿再继续等下去。布延已经一无所有了。

布延选择留在达拉斯。他没有床，只能睡沙发。有很长一段时间，他害怕外出见人。那时他可能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但是他没钱进行咨询。2003年，在祈祷了很多遍之后，布延决定去餐馆找份服务生的工作。还有比这更好的工作来帮助他适应与别人接触吗？他在橄榄花园找到了第一份新工作。于此同时，红十字会认定布延没有资格享受其9·11基金的资助，最多只能向他免费提供食物。布延固执地拒绝了。后来，在一名好心医生的帮助下，一家由该州掌管的受害者补偿基金会支付了布延的医疗费用。在大部分债务还清之后，他可以重新开一个银行账户，租个像样的公寓，申请信用卡，还能买辆车了。

布延有位伊斯兰教堂的朋友开办了一所计算机学校。2009年11月，布延在这家学校免费学习，同时他还创办了自己的公司，推销他和老师共同设计的餐厅软件。此时，布延感觉自己有能力、有实力去兑现对真主阿拉的承诺了：开始去往麦加的朝圣之旅。之前，他曾以为这只能是他的临终遗愿了。

因为父亲已经去过麦加三次了，所以布延这次只带母亲同行。麦加朝觐是伊斯兰教五大基柱之一，而母亲之前也从未有过神圣的朝觐之旅。两人在麦加停留了整整一个月，同数百万名教徒一起虔诚祈祷。

回到达拉斯后，布延像换了一个人似的。后来他解释说：“我感觉我现在担心的不是自己，而是那个叫马克·史特罗曼的人。过去的九年他只能在牢房里等待死亡。”

“他也是人，同我一样的人。”布延回想说。“的确，他犯了错误，而且是极其严重的错误，这点毫无疑问。但是《古兰经》里说的很明确，遇到我这种情况，你可以请求伸张正义，可以要求经济赔偿，也可以选择宽容。一旦我选择了宽容，那他就得到了宽恕，也就不用去坐牢了。既然我都原谅他了，再去惩罚他又有什么意义呢？这就是伊斯兰教义所在。我经历了最可怕的事情，失去丈夫的两位妻子和她们的孩子也经历了巨大的痛苦。但是，现在即使杀了马克·史特罗曼，我们也无法挽回失去的人和事。所以，我们应该拯救他。”

布延为人礼貌又有点顽皮，面带可爱而腼腆的微笑，经常哼着轻快的南非小调。为挽救史特罗曼，他发起了一场公共活动。他在网上忙着做调查，参加各种募集资金的活动，听别人演讲，并着手建立网站。后来，他遇到了南卫理公会大学的教授里克·哈普林，后者与德克萨斯州的死刑法律已经斗争了很长时间。在过去的十年中，尽管暴力犯罪数量有所下降，但是孤星之州（指德克萨斯州）平均每年执行22起死刑，这在死刑现代史上已经达到了最高点。

哈普林教授是国际特赦组织美国分会的前任理事会主席。在他的帮助下，2011年5月16日，距布延去麦加朝圣并承诺拯救史特罗曼18个月之后，《达拉斯晨报》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9·11复仇袭击受害者孟加拉移民为施暴人寻求死缓”。

几天后的《达拉斯晨报》中有一篇专栏文章说，布延为史特罗曼要求减刑，建议将死刑改判为终生监禁。

“我在很多年前就原谅史特罗曼了。”布延写到。“我相信，那时的他太无知，无法分辨对错，否则他是不会做出那种事的。”

“我相信，如果我们给他第二次生命，经过时间的沉淀，他的思想会不断成熟，他就有机会认识到仇恨不会解决任何问题。也许，我们给了他这次机会，他的心灵会受到正面影响，他有可能成为反对仇视犯罪的代言人。”

但问题是：史特罗曼将会在两个月后被执行死刑。具体日期已定，为2011年6月20日。

一夜之间，莱斯·布延变得世界闻名，他成了各大报纸、电视采访、博客和新闻竞相报道的主题。然而，布延的努力却没有取得任何进展。随着史特罗曼死刑日期的日益临近，布延在史特罗曼的律师和德克萨斯州官员之间不断奔波。他深陷于法律和繁文缛节的泥潭之中，最终找到了一位名叫库拉姆·瓦伊德的律师，后者愿意免费受理其诉讼。

根据受害人权利法案，瓦伊德与反对死刑组织GRACE一道，将布延一案上诉至州法院。但越来越明显的是，在州长里克·佩里掌管的德克萨斯州，任何交涉都是徒劳无功的。于是，布延及其团队决定至少要争取到一次与史特罗曼面对面的机会。

在执行死刑那天，法庭上仍在进行着最后时刻的辩论。布延最后一次尝试着给监狱打电话，要求同史特罗曼对话。然而，他的这次尝试还是失败了。

过了一会儿，他又给以色列电影导演伊兰·杰夫打电话，后者已经密切观察了史特罗曼很多年。当时，杰夫正在监狱跟史特罗曼谈话。他对布延说，史特罗曼已经对自己的罪行和种族歧视信仰感到后悔，而且让史特罗曼尤为感动的是，布延无私地倡议为他减刑。

杰夫提出两人可以通过扬声电话进行交谈，布延接受了这一提议。

布延的法律团队也聚集到了一起。以下是杰夫录下来的两人部分对话：

“嘿，哥们。”史特罗曼用浓重的南方口音说。“谢谢你为我所做的一切。你启迪了我的心灵，我发自内心地感谢你。”

“马克，你应该知道，我现在正向最仁慈、最有同情心的上帝祈祷。我原谅你了，我并不恨你，我从来都没有恨过你……”

“嘿，莱斯，他们让我挂电话了。我过一会儿再试着打给你。”

电话线断了。布延感到异常沮丧。“我再也没有机会告诉他我为什么原谅他了。”他叹息道。他望着窗外，说：“这是最重要的，我却没能告诉他。这不是我想要的结果。”

下午8时53分，马克·史特罗曼通过致命注射被执行死刑。

史特罗曼死后，布延开始了他社会活动家的征程，他的主要目标是反对仇视罪行。作为该项运动的一部分，他成立了“让世界没有仇恨”这一组织。几乎每个周末他都要去不同的地方进行演讲。他积极帮助史特罗曼不幸的女儿（大约20岁）和外孙，以及其他两位受害者的家庭成员。此外，他为众多捐赠者和志愿者指引着方向，每天回复大量邮件，为写书而忙碌，还要应对各种媒体的采访要求。

史特罗曼死后两个月，有媒体对布延进行了采访。他在采访中说：“大街上还有很多像史特罗曼这样的人。在美国乃至全世界，仇恨还普遍存在。如果你不喜欢我的肤色、我的信仰、我的口音，那我也无力改变，因为我生来就是这样。”对于未来的人生方向，布延也充满了疑问——他是否应该放弃六位数年薪的IT工作，全心全意地投入到帮助别人的事业中？他相信那才是他的“宿命”。但是，他非常清楚自己想要表达的信息：“重要的是让人们知道，不能因为彼此不同而相互仇视。如果一定要仇视些什么，那就仇视这种错误的观念吧。”

作者：麦克·赛格（著名畅销书作家、《时尚先生》（Esquire）记者）

译者：郝伟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