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數十年脫貧思想的嬗變（下）

海外網7月30日訊 《經濟學人》（Economist）近日發表題為《美國脫貧思想的歷史淵源，直到最近幾十年人們才就脫貧問題達成共識》的文章

全文（下）摘編如下：

相比之下，亞當·斯密（Adam Smith）的觀點則更為人性化。在他看來，貧困會造成社會和情感兩方面的損失。為此，他也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夠支持稅收再分配這一理念。亞當·斯密說：“富人應當為公共支出貢獻出更多的力量[原文如此]，也就是說他們所繳納的部分不單單以其收入比例來計算，而是應該高於這一比例。”遺憾的是，就連這位經濟學之父也未能幫助人們永遠擺脫貧困提出一個行之有效、一勞永逸的策略。

20世紀以來，查爾斯·布斯（Charles Booth）和希波姆·朗特裡（Seebohm Rowntree）將貧困問題牢牢地刻在了公眾意識當中。這一舉動反過來又促使人們從經濟原理的角度對減少貧困有了全新的思考。古典經濟學派認為對經濟增長起決定性制約作用的是社會儲蓄總量。考慮到富人的儲蓄比窮人多得多，這種理論實際上折射出了貧困人口的降低意味著經濟增長率的下降的觀點。

約翰·梅納德·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駁斥了這一觀點，他認為，真正制約經濟增長的，並非社會儲蓄總量，而是社會消費總量。按照凱恩斯的理論，減少貧困才能真正意義上幫助經濟增長。但直到20世 紀90年代，才有人對社會貧困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抑制了投資和創新的問題提出統一的理論框架。例如，該理論下得出的一些經濟學模型表明，在獲得信貸機會上的不平等是如何導致窮人比其他優秀的人更無力為自身的教育和商業進行投資，進而導致整個社會的經濟增長都處於較低的水平。隨后，專家學者又用無可辯駁的數據為上述理論提供了現實依據：在發展中國家，嚴重的初始貧困率會降低國家未來的經濟增長速度。

牽強附會的聯系

新的貧困理論同樣顛覆了長久以來人們對窮人深處貧困泥淖中的原因的認知。而正是這種錯誤的認知一直給公眾營造了“窮人都有不同程度的懶惰。他們經常酗酒，不具備遵守工作紀律的能力”的扭曲形象。時至今日，一些與之類似的觀點依然會不時地喧囂塵上，但是，發生在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讓許多人重新對“貧困主要因為窮人自己咎由自取”的觀念進行了審視。與此同時，經濟學模型的日益完善也讓決策者們了解，低水平的教育、醫療保健以及營養狀況是如何把人們困在貧困之中難以自拔的。政府為教育和醫療保險提供補貼的政策能夠得以執行不單單是因為自身價值的緣故，更因為這些政策能夠幫助窮人擺脫貧困。

“有條件現金轉移支付”項目（conditional cash transfers）在全球如雨后春筍般的不斷涌現，比如說巴西的“家庭補助金計劃”（Bolsa Familia），正是把上述理論變為現實的合乎邏輯的發展。該計劃規定，隻要窮人把他們的孩子送去上學或者給孩子接種牛痘疫苗，政府就會一直給他們提供補助。在曼德維爾（Mandeville）所處的時代，窮人為了能過上更好的日子而把自己的孩子送去學校的觀點聽上去似乎有些荒謬可笑。“與工作比起來，上學是一種懶惰的表現。小孩兒在這種簡單舒適的環境中生活的時間越長，他長大后就越難以完全適應艱苦勞作的體力勞動。”如今看來，這種論斷似乎離我們很遙遠，但在當時，它確實流行了很長的一段時間，而且這段時間很可能長的超乎你的想象。（劉洋洋）

（全文完）

(責編：牛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