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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5月5日，蒋介石和宋美龄率党政军及各界代表前往南京中山陵拜谒，正式还都南京。
“劫收”
日本宣布投降后，一个大馅饼砸到了国民政府头上——日军、伪军只求自保，根本顾不上巧取豪夺来的巨额财富。国民政府很快从重庆派出了大批官员前往沦陷区，接收敌伪财产，名义上是该没收的没收，该归还原主的归还，实际上却混乱不堪。接收大员们像抢红了眼的土匪，千方百计中饱私囊，被人们怒斥为“劫收大员”。
上海及东南地区是“劫收”的重灾区。不仅敌伪财产，许多国人的正当财产也被霸占。时任上海市长吴国桢回忆，当时海军查封了一个仓库，将其中所有的财产都拿到黑市上抛售，根本不管是不是敌伪财产。为了抢夺财产，各军政部门还在上海大打出手：汤恩伯的第三方面军看中了一处日军俱乐部，为此不惜和淞沪警备司令部展开枪战，死伤多人；上海市警察局为了和军统特务抢夺财产，多次火并。在秦瘦鸥的小说《劫收日记》的男主角谢桑看来，所谓接收，本来就是趁火打劫嘛！趁火打劫当然不是什么长期的好买卖。只能干一天算一天，抢一批算一批。谁眼明手快，抢得快，抢得多，趁早洗手下台，谁就占便宜。《大公报》评论说：“在南京和上海，政府只用了短短二十来天就失去了民心。”
平津地区是“劫收”的另一个重灾区。时任北平行营主任的李宗仁曾回忆：“所谓‘接收’，确如民间报纸所讥讽，实在是‘劫收’。这批接收人员吃尽了抗战八年之苦，一旦进入纸醉金迷的平津地区，直如饿虎扑羊，贪赃枉法的程度简直骇人听闻。”
汪曾祺在《晚饭后的故事》中生动地刻画了当时的场景：“满街都是伤兵，开口就是‘老子抗战八年！’动不动就举起双拐打人。没开戏，他们就坐满了戏园子。没法子，就只好唱一出极其寡淡无味的戏，把他们唱走……”平津一带很快流行这样的民谣：“盼中央，望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想老蒋，盼老蒋，老蒋来了米面涨。”这离蒋介石身负“抗战领袖”光环来北平慰问同胞才几个月。
对沦陷区的老百姓而言，国民政府财政部制定的法币与伪币兑换办法，更是一场噩梦。抗战胜利之初，法币与伪币在黑市上的兑换价是1∶80左右，随后国民政府财政部公布兑换办法，将两者兑换比率猛增至1∶200。如果说军官“劫收”尚属个人违法行为，那法币兑换就成了合法的国家掠夺。一夜之间，沦陷区百姓沦为赤贫。
负责经济接收的邵毓麟当面向蒋介石进言：“这样下去，我们虽然收复了国土，但我们将丧失人心……在一片胜利声中，已埋下了一颗失败的定时炸弹。”蒋介石也不得不承认接收工作存在“严重错误”，是“政府最大之耻辱”。然而，他依然醉心于自己“抗战领袖”的光环，没有兴趣，也没有精力去纠正这些错误。蒋介石日后才对宋希濂说：“许多中上级军官利用抗战胜利后到各大城市接收的机会，发横财，做生意，买房产，贪女色，骄奢淫逸，腐败堕落，弄得上下离心，军无斗志。这是我们军事上失败的根本所在。”
民意如流水，一去不回头。一个打赢了八年抗战的“领袖”和“巨人”，转眼就变得虚弱不堪。虚弱到什么程度呢？1946年，蒋介石曾经说过：“本人自出生以来，除家乡以外，没有其他地方比重庆算得是我第二故乡。”仅仅过了3年，1949年11月，蒋介石再回到他心中的“第二故乡”时，竟然是在专机“美龄号”上度过了最后一夜。“他再度回到重庆，却连飞机都不敢下，这是他从未想到过的结局。”杨天石说。此时，解放军的先头部队抵达重庆近郊，与胡宗南部交火。“眼看大势已去，蒋介石做出了一个非常痛苦的决定：放弃在八年抗战中都未曾失去的陪都重庆。”第二天凌晨，在“美龄号”的发动机轰鸣声中，蒋介石离开重庆，前往成都，从此再也没有回来。
不过短短3年而已，成败在倏忽之间已然转变。今日的重庆繁华而安详，蒋介石在这里八年抗战的背影，留给历史太多思索。
（《环球人物》记者 王肖潇 李静涛 文字统筹 许陈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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