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败为胜”
正当蒋介石高兴之时,日军调集主力,发动了豫湘桂战役。日军企图打通大陆交通线,拔除建设在中国南部、可以空袭日本本土的盟国机场,于是先后侵占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等大片土地,攻克中国7个空军基地和36个机场,史称豫湘桂大溃退。
其间,最危险的是桂柳会战。当时,日本攻入抗战大后方的广西后,为了保卫桂林,蒋介石集中了“最新、最良之武器与器材”,但与日军交战不到两日,即告失败,被蒋介石称为“抗战以来未有之败绩”。随后日军进一步攻克贵州南部的重要战略基地独山,贵阳告急,陪都重庆暴露于前线。
新的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魏德迈立即向蒋介石提议,如贵阳失守,准备迁都昆明。蒋介石回答:绝未考虑。
“当时,中国军队的精锐集中在缅甸北部的远征军战场,蒋介石本来已经从中抽调两师归国增援,但由于天气不好,空运困难,英军统帅蒙巴顿又提出抗议,使得调兵无法实现。”杨天石说。这一时期,蒋介石心情沉重,他写道:“若至最后绝望之时,乃坚守重庆,决与此城共存亡。”
当魏德迈再次向蒋介石询问政府迁离重庆时,蒋介石答:“此为中华民族历史与民族志节关系,不能讨论。余虽被敌在渝包围,亦决不离渝一步。”魏德迈表示,你既然不离开重庆,我也不离开你,但仍劝蒋“应以国家利益为重,不能不注重现实”。蒋介石不为所动,在日记中写道:“彼并未了解中华民族杀身成仁之传统精神也。”
在重庆的各国使馆可不像蒋介石那样镇定。1944年12月4日,蒋介石得悉,驻渝美国使馆将于第二天下令撤退在渝侨民,这将严重动摇中国的军心、民心。蒋介石十分意外,命宋子文与美国驻重庆使馆交涉,争取撤销此举。但英国使馆、苏联使馆也准备撤侨,蒋介石更为痛心,他在日记里写道:“情势至此,诚历人生未有之奇难矣。寒天饮冷水,点滴在心头。世之子孙,若不知自强自立,何以湔雪此恨也。”最终,在蒋介石反复保证中国政府负责其安全之后,英、苏使馆表示暂不撤退。
豫湘桂战役中,日军远离后方,深入中国西南腹地,已成强弩之末。“国军没有战胜,但无人可以说他们没在打仗。”哈佛学者、前美国驻华外交官陶涵说。双方战线在广西车河一线稳定下来。蒋介石捕捉到这一态势,“自信可从此转败为胜”。
巧的是,史迪威在离开中国前也作出了同样判断。他是基于重庆的精神面貌:“每次从印度到中国,我都感到震惊。在印度,人们垂头丧气、骨瘦如柴、面无笑容、眼神冷漠。在中国,人们抬头挺胸、乐观、积极、比较干净、努力赚钱,显然生活有目标。”他感觉到在这座热辣的陪都,民心士气始终都在。
马寅初(1882—1982)
“中国之命运”
在蒋介石个人声望达到顶峰的同时,国民政府的官僚腐败作风已然积重难返。
时任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兼中央大学经济系主任的马寅初给陆军大学将官班讲抗战财政问题时说:在抗日战争这个中华民族存亡的关头,全国上下应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同心同德、共赴国难。但是现在是“下等人”出力,“中等人”出钱,“上等人”则既不出钱,又不出力,囤积居奇,发国难财。还有一种“上上等人”依靠权势,大发超级国难财。这种猪狗不如的人就是孔祥熙和宋子文之流。
宋霭龄、宋美龄闻言向蒋介石施加压力,要求对马寅初进行严厉处置。蒋介石于是召见重庆大学校长叶元龙,训斥道:“你真糊涂,怎么可以请马寅初当院长?你知道他在外边骂行政院长孔祥熙吗?他骂的话全是无稽之谈!他骂孔祥熙就是骂我。”末了,蒋介石又提出要和马寅初谈谈,指出“他既是长辈,又是同乡,总要以大局为重”。马寅初一听,火冒三丈,拒绝见蒋:“文职不去拜见军事长官,没有这个必要!再说,从前我给他讲过课,他是我的学生,学生应当来看老师,哪有老师去看学生的道理!”
1943年,针对毛泽东倍受欢迎的论中国前途一文《新民主主义论》,蒋介石出版了《中国之命运》一书,公开表示反对共产主义,连自由主义也不能容忍,这直接导致了知识分子的离心离德。前一年还与儿子大谈蒋介石“冷静沉着”“人格伟大感人”的闻一多公开表态:“我简直被那里面的义和团精神吓一跳,我们的英明领袖原来是这样想的吗?五四(运动)给我的影响太深,这本书公开向五四宣战,我是无论如何受不了的。”
西南联大一些教授也感到失望。蒋介石的政府顾问、经济学者、原南开大学教授何廉曾说得很明白:“我们不过是政府的‘装饰品’。”他们远离了国民党政府,接近共产党。蒋介石没有想到,自己费尽功夫写成的《中国之命运》,成了国民党失去知识精英的前奏。
宋美龄也被这本书吓了一跳,反对蒋介石出英文版,怕激怒美国人和英国人。然而,不用看这本书,罗斯福也早就对蒋心存疑虑。在开罗,罗斯福的儿子艾略特问他会谈怎么样。罗斯福说:“发生了好多事,我见到蒋委员长了。”他说蒋花了相当长时间叙述中国军队的抗战,但他还是不明白:“为什么蒋的军队不打胜仗?”“为什么蒋阻止史迪威训练中国军队?”“为什么他将数以千计的精兵留守在共产中国的边界?”艾略特当然回答不了父亲的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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