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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拢军阀
刚刚解决完汪精卫叛逃事件，蒋介石开始着手对付西南军阀和他们的散兵游勇。重庆深居西南内陆，四川、云南、贵州、广西等地军阀林立，若他们不能支持抗战，蒋介石就永无宁日。
第一个争取对象是“云南王”龙云。龙云1927年借北伐之机夺取云南统治权，此后长期担任云南省主席。抗战开始后，他一直小动作不断。1938年4月，龙云与四川军阀刘文辉等人致函已投靠日本的伪北平临时政府委员长王克敏，声称将联络四川、云南、西康、贵州四省，组成反蒋联盟，发起“和平运动”。当汪精卫出逃河内，路经昆明时，龙云曾与他两次长谈，不仅支持汪出逃，而且同意其降日计划。汪精卫则劝说龙云割据西南，与蒋介石对抗。凡此种种，蒋介石只派军统监视，隐忍未发。
直到1939年1月，汪精卫派陈昌祖与龙云会面，军统在陈的皮匣中查获龙云与汪精卫的密函，其中有叛国的语句，蒋介石才决定派白崇禧赴云南，防止龙云叛变。
1939年3月，军统刺汪未成，龙云派警务处长李鸿谟去河内慰问。3月30日，汪精卫捎回亲笔手书，要求龙云允许自己回昆明活动。这封密函被军统人员拍照，上报蒋介石。蒋立即派与汪精卫合作过的唐生智赴云南现身说法，劝告龙云“汪为人善辩多变，生性凉薄，毫无诚意，尤喜玩弄军人”，且战时“忠奸不两立”。最终说服龙云发表谈话，宣布“拥护抗战到底”。
“云南是抗战的重要根据地。假如龙云跟着汪精卫走，对重庆将构成巨大威胁，中国的抗战形势必然更加艰险。蒋介石的隐忍与安抚使龙云并未走向对立，这对保证抗战胜利有重要作用。”杨天石说。
蒋介石的另一举措是逼迫“四川王”刘湘出川抗日。“刘湘成为‘四川王’，本是蒋介石及国民政府为打造‘川黔陕’抗战大后方而刻意扶植的结果。但后来反而成了打造抗战大后方的最大阻力。”钱峰说。全面抗战爆发前夕，刘湘为保护自己的势力，不希望蒋介石迁都重庆，他与蒋介石的关系迅速恶化至互相提防。1937年6月，国民政府召开“重庆整军会议”，决心对混乱而庞大的川军进行整编，刘湘迟迟不肯前往重庆参会，令蒋介石甚为恼火。
迁都重庆后，蒋介石不断给刘湘制造压力。先是在四川省内制造舆论，历数川军多年内战的罪状，敦促刘湘“出川抗日”；另一方面，让前线川军的两个集团军脱离以刘湘为司令长官的第七战区。后一招尤其见效，“刘湘在成都得知两个集团军都调离了建制，心急如焚，即刻赶赴前方，要求归还建制，筹组新的第七战区司令长官部，由他统一指挥，担任一个战区的对日作战任务。这才有了出川抗日。”钱峰说。
对蒋介石的逼迫，刘湘心知肚明，但他不失为血性将领。他曾跟省政府秘书长邓汉祥解释为何选择出川：“过去打了若干年的内战，报不出账来，今天有了抗战的机会，不能不尽力报国，争取个人在历史上的篇幅。而且我这次调出去的军队，约占全部半数以上，如果我不亲自去指挥，不到半年就会被蒋介石分化或消灭了。”
1938年1月20日，刘湘因病在汉口去世。死前留有遗嘱，语不及私，全是激勉川军将士的话：“抗战到底，始终不渝，即敌军一日不退出国境，川军则一日誓不还乡！”这一遗嘱激励了更多四川军人抗战到底的决心，川军在蒋介石心中的印象、在全国民众心中的形象，从此大为改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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