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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蒋介石的陪都官邸云岫楼，周围山崖峻峭，仅有一条狭窄的石梯与之相通。（本刊记者 王肖潇 摄）
“汪逆可恶”
到达重庆不久，蒋介石就得到一个坏消息：汪精卫跑了。
1938年12月21日，时任国民党副总裁的汪精卫私自从重庆飞往昆明，企图经越南河内赴香港，与日本谋和。蒋介石大为震惊，在日记中写道：“当此困难空前未有之危局，不顾一切，拂袖私行，置党国于不顾，岂是革命党员之行动乎。”对此事的后果，“蒋介石反复考量，在日记中写道：一是‘对党政军以及各地之关系’应当更加慎重，二是‘外交与对敌或有影响乎？’最重要的是，政府内部受汪影响的人有多少？”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蒋介石研究者杨天石告诉记者。
当晚，蒋介石度过了在重庆的第一个不眠之夜——大敌当前，自己的二当家却跑了！一旦地方军阀和党内亲日势力随汪投敌，将直接导致抗战阵营的分裂。
最初，蒋介石曾试图挽救汪精卫，同时动用各种途径劝汪精卫悬崖勒马。12月26日，蒋介石一面抨击日本的侵华野心，一面为汪精卫掩护，“汪先生此次离渝转赴河内，实为转地疗养，纯系个人行动，毫无政治意味……外间一切猜测与谣言，国人必不置信。”他还致电著名报人张季鸾，希望《大公报》在报道汪精卫时“宽留余地”。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也秘密指示各报“停止讨汪肃奸”。
同时，蒋介石指示同汪精卫关系较为密切的外交部长王宠惠、驻英大使郭泰祺、驻美大使胡适等人劝其返回后方，或至少告假游欧，不要发表任何宣言。
然而汪精卫不为所动。他在1938年12月29日发表了主和的《艳电》。1939年的新年，对蒋介石可谓寒冷刺骨。元旦这天，国民党中央召开会议，讨论“关于汪兆铭违反纪律，危害党国案”。“其他与会者大多要求严厉处置，有人主张直接通缉，但蒋介石反对。此时的蒋介石仍在思考，并未做最后的处置决定。”杨天石说。会议最后决定开除汪精卫党籍，撤销一切职务。
会后，蒋介石又让汪系人物谷正鼎赴河内，转告汪精卫“如对国事发表主张，写写文章，任何时候都很欢迎；但不要去上海、南京，不要另搞组织，免得为敌人所利用，造成严重后果。”汪精卫拒绝了。蒋介石这才丢掉对汪的幻想，起了杀心。
1939年3月21日夜，军统人员越墙进入汪精卫在河内的住所，开枪刺杀汪精卫，但是阴差阳错，误杀了汪精卫的助手曾仲鸣，反而迫使汪精卫加快了投敌步伐。
1939年4月，汪精卫赴上海，与日本讨论建立伪政权。6月8日，国民政府通令全国，以汪精卫“不惜自附于汉奸之列”，对汪严缉法办。10月1日，蒋介石答中外记者提问，表示“海可枯，石可烂，而对于引狼入室为虎作伥之汉奸汪逆，则永无宽恕赦免之理”。至此，汪精卫的汉奸身份彻底坐实。而蒋介石总算把汪精卫叛逃的影响降至了最低——军统密切监视其他“主和派”如彭学沛、陈树人等，地方军阀张发奎、薛岳、白崇禧则致电中央要求严惩汪精卫。他并不牢固的主战阵营好歹保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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